许世英八字解析(许世英的性别是什么)

岳飞用过的一件宝物，清朝状元见后当场跪了，后被日本人偷走

抗金名将岳飞，虽然以武功闻名于世，但他在诗词方面也有不小的成就，那首酣畅淋漓的《满江红》曾经风靡大江南北。

除此之外，岳飞的书法也不错。大家都知道文房有四宝：湖笔、端砚、徽墨、宣纸。喜欢书法的岳飞自然也不能免俗。

据记载，岳飞那块心爱的端砚，色紫，体方而长，并且在背面镌刻了‘持坚安白，不磷不缁’八字作为座右铭。

这八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保持清白的本领，决不沾染污秽。”岳飞是这样写的，也是这样做的。

可惜的是，昏君无能，奸臣当道。一身清白的岳飞后来被宋高宗赵构、奸相秦桧等人以“莫须有”的罪名害死于风波亭。

岳飞遇害之后，这块砚台就下落不明了，直到南宋末年，才被南宋著名的爱国诗人谢枋得所得。

谢枋得是个有心人，他为了使后人能认识和妥为保藏岳飞这方砚，在砚背刻上一行字，“枋得家藏岳忠武墨迹，和铭字相若，此盖忠武故物也，枋得记。”

谢枋得跟文天祥是好朋友，文天祥得知谢枋得找到了岳飞的端砚，好几次想借走用用，谢枋得一直舍不得。

后来，当文天祥起兵抗元的时候，谢枋得为了鼓励她他，就将这块砚台送给了他，希望他继承当年岳飞的遗志。

文天祥在砚背上镌铭以记此事：“岳忠武端州石砚，向为君直（即谢枋得）同年所藏，咸淳九年（即1273年）十二月十有三日，寄赠天祥。”

文天祥又在砚台背面又刻上了三句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砚虽非铁难磨穿，心虽非石如其坚，守之弗失道自全。”还给它起了个名字，叫“正气砚”。

可惜的是，文天祥文学水平还可以，但是打仗的水平真不行，以致兵败被俘。元世祖忽必烈亲自劝降，文天祥宁死不屈，于1283年1月9日英勇就义。

南宋灭亡后，由于谢枋得的名气很大，元朝曾先后五次派人来诱降，都被他用严词拒绝，后来，福建行省参政魏天佑奉忽必烈之命，强迫谢枋得北上大都。

谢枋得在元大都悯忠寺(今北京法源寺)，绝食五天而死，至死未降。遗书称“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孤臣，只欠一死。某所以不死者，以九十三岁之母在堂耳，先妣以今年二月，考终于正寝，某自今无意人间事矣！”。

一方端砚在一百多年间先后为三位历史名人所用已是非常难得，更有意义的是岳飞、谢枋得、文天祥都能用“持坚安白、不磷不缁”的来严格要求自己，所以这就成了一件难的的宝物。

在随后的几百年里，这块“正气砚”一直在民间辗转流传，其中的曲折难以查明，但砚背的铭记印记载着它的经历。

1984年，福建最后一位状元吴鲁在安徽当督学时，在一条古玩街闲逛，发现一家古玩店里摆着一块黑乎乎的石头，他就顺手擦了一下，这一擦不要紧，吴鲁当场跪了！

为啥？捡到宝了，这块黑乎乎的石头就是岳飞的正气砚，吴鲁赶紧掏兜把它买了回去，供在了书房里，还把书房名改成了“正气砚斋”。

对于这种宝物，吴鲁当然是秘不示人。吴鲁母亲去世后，吴鲁的学生许世英（当时是驻日大使），特地从日本赶回来看望恩师。

吴鲁很高兴，就让许世英和他带来的两个日本人看了家中的珍藏。没想到他们走后，吴鲁发现正气砚离奇失踪。

吴鲁想来想去，觉得是被那俩日本人偷走了，于是让四儿子吴钟善到东京找许世英算账。在许的通力配合下，经过一个多月的查找，才将被日本人盗走的正气砚追回。

临终前，吴鲁把正气砚传给了儿子吴钟善。吴钟善去世前，又把这个宝贝又交给了儿子吴旭霖，子孙三代一直精心守护着它。

可惜的是，上世纪60年代，吴家被抄，这块“正气砚”从此下落不明，也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人间。

杨绛道破婚姻真谛：男女结合最重要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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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孩子的过程也是提升自己的过程。

杨绛先生的一生是传奇的，不论命运多艰，身上永远充溢着一种无怨无悔的向上之气，到了老年，脸上的淡定从容更是散发一种别样气质。

那么，在先生眼中：

什么样的教育才算“好的教育”？什么样的婚姻才是理想婚姻？又有哪些忠告良言要献给年轻人呢？

谈教育：“好的教育”首先是启发学习兴趣

您从小进的启明、振华，长大后上的清华、牛津，都是好学校，也听说您父母家训就是：如果有钱，应该让孩子受好的教育。杨先生，您认为怎样的教育才算“好的教育”？

杨绛：教育是管教，受教育是被动的，孩子在父母身边最开心，爱怎么淘气就怎么淘气，一般总是父母的主张，说“这孩子该上学了”。

孩子第一天上学，穿了新衣新鞋，拿了新书包，欣欣喜喜地“上学了！”但是上学回来，多半就不想再去受管教，除非老师哄得好。

我体会，“好的教育”首先是启发人的学习兴趣，学习的自觉性，培养人的上进心，引导人们好学，和不断完善自己。

要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受教育，让他们潜移默化。这方面榜样的作用很重要，言传不如身教。

我自己就是受父母师长的影响，由淘气转向好学的。爸爸说话入情入理，出口成章，《申报》评论一篇接一篇，浩气冲天，掷地有声。我佩服又好奇，请教秘诀。

爸爸说：“哪有什么秘诀？多读书，读好书罢了。”

妈妈操劳一家大小衣食住用，得空总要翻翻古典文学，现代小说，读得津津有味。我学他们的样，找父亲藏书来读，果然有趣，从此好（hào）读书，读好书入迷。

我在启明还是小孩，虽未受洗入教，受到天主教姆姆的爱心感染，小小年纪便懂得“爱自己，也要爱别人”。

就像一首颂歌中唱的：

我要爱人，莫负人家信任深；我要爱人，因为有人关心。

我进振华，已渐长大。振华女校创始人状元夫人王谢长达太老师毁家办学，王季玉校长继承母志，为办好学校“嫁给振华”贡献一生的事迹，使我深受感动。她们都是我心中的楷模。

爸爸从不训示我们如何做，我是通过他的行动，体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古训的真正意义的。

他在京师高等检察厅厅长任上，因为坚持审理交通部总长许世英受贿案，宁可被官官相护的北洋政府罢官。

他当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时，有位军阀到上海，当地士绅联名登报欢迎，爸爸的名字也被他的属下列入欢迎者的名单，爸爸不肯欢迎那位军阀，说“名与器不可假人”，立即在报上登启事声明自己没有欢迎。

上海沦陷时期，爸爸路遇当了汉奸的熟人，视而不见，于是有人谣传杨某瞎了眼了。

我们对女儿钱瑗，也从不训示。

她见我和锺书嗜读，也猴儿学人，照模照样拿本书来读，居然渐渐入道。她学外文，有个很难的单词，翻了三部词典也未查着，跑来问爸爸，锺书不告诉，让她自己继续查，查到第五部辞典果然找着。

我对现代教育知道的不多，从报上读到过美术家韩美林作了一幅画，送给两三岁的小朋友，小孩子高高兴兴地回去了，又很快把画拿来要韩美林签名，问他签名干什么，小孩说：“您签了名，这画才值钱！”

可惜呀，这么小的孩子已受到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价值观的教育难道不应引起注意吗？

谈婚姻：男女结合最重要的是感情

您是在开明家庭和教育中长大的“新女性”，和钱锺书先生结婚后，进门却需对公婆行叩拜礼，学习做“媳妇”。连老圃先生都心疼自己花这么多心血培养的宝贝女儿，在钱家做“不花钱的老妈子”。

这个转换的动力来自哪里？您可有什么良言贡献给备受困扰的现代婚姻？

杨绛：我由宽裕的娘家嫁到寒素的钱家做“媳妇”，从旧俗，行旧礼，一点没有“下嫁”的感觉。叩拜不过跪一下，礼节而已，和鞠躬没多大分别。

如果男女双方计较这类细节，那么，趁早打听清楚彼此的家庭状况，不合适不要结婚。

抗战时期在上海，生活艰难，从大小姐到老妈子，对我来说，角色变化而已，很自然，并不感觉委屈。为什么，因为爱，出于对丈夫的爱。

我爱丈夫，胜过自己。

我了解钱锺书的价值，我愿为他研究著述志业的成功，为充分发挥他的潜力、创造力而牺牲自己。这种爱不是盲目的，是理解，理解愈深，感情愈好。

相互理解，才有自觉的相互支持。

我与钱锺书是志同道合的夫妻。我们当初正是因为两人都酷爱文学，痴迷读书而互相吸引走到一起的。

锺书说他“没有大的志气，只想贡献一生，做做学问。”这点和我志趣相同。

我成名比钱锺书早，我写的几个剧本被搬上舞台后，他在文化圈里被人介绍为“杨绛的丈夫”。

但我把钱锺书看得比自己重要，比自己有价值。我赖以成名的几出喜剧，能够和《围城》比吗？

所以，他说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我不仅赞成，还很高兴。我要他减少教课钟点，致力写作，为节省开销，我辞掉女佣，做“灶下婢”是心甘情愿的。

握笔的手初干粗活免不了伤痕累累，一会儿劈柴木刺扎进了皮肉，一会儿又烫起了泡。不过吃苦中倒也学会了不少本领，使我很自豪。

钱锺书知我爱面子，大家闺秀第一次挎个菜篮子出门有点难为情，特陪我同去小菜场。

两人有说有笑买了菜，也见识到社会一角的众生百相。

他怕我太劳累，自己关上卫生间的门悄悄洗衣服，当然洗得一塌糊涂，统统得重洗，他的体己让我感动。

诗人辛笛说钱锺书有“誉妻癖”，锺书的确欣赏我，不论是生活操劳或是翻译写作，对我的鼓励很大，也是爱情的基础。

同样，我对钱锺书的作品也很关心、熟悉。

1989年黄蜀芹要把他的《围城》搬上银幕，来我家讨论如何突出主题，我觉得应表达《围城》的主要内涵，立即写了两句话给她，那就是：

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意思是“围城”的含义，不仅指方鸿渐的婚姻，更泛指人性中某些可悲的因素，就是对自己处境的不满。

钱锺书很赞同我的概括和解析，觉得这个关键词“实获我心”。

我是一位老人，净说些老话。对于时代，我是落伍者，没有什么良言贡献给现代婚姻。

只是在物质至上的时代潮流下，想提醒年轻的朋友：

男女结合最最重要的是感情，双方互相理解的程度，理解深才能互相欣赏吸引、支持和鼓励，两情相悦。

我以为，夫妻间最重要的是朋友关系，即使不能做知心的朋友，也该是能做得伴侣的朋友或互相尊重的伴侣。

门当户对及其他，并不重要。

谈修养：肯吃苦是最值得骄傲的品质

杨先生，您觉得什么是您在艰难忧患中，最能依恃的品质，最值得骄傲的品质，能让人不被摧毁、反而越来越好的品质？您觉得您身上的那种无怨无悔、向上之气来自哪里？

杨绛：我觉得在艰难忧患中最能依恃的品质，是肯吃苦。

因为艰苦孕育智慧；没有经过艰难困苦，不知道人生的道路多么坎坷。有了亲身经验，才能变得聪明能干。

我的“向上之气”来自信仰，对文化的信仰，对人性的信赖。

总之，有信念。

就像老百姓说的：有念想。

抗战时期国难当头，生活困苦，我觉得是暂时的，坚信抗战必胜，中华民族不会灭亡，上海终将回到中国人手中。我写喜剧，以笑声来作倔强的抗议。

我们身陷上海孤岛，心向抗战前线、大后方。当时凡是爱国的知识分子，都抱成团。

如我们夫妇，陈西禾，傅雷，宋淇等，经常在生活书店或傅雷家相会，谈论国际国内战争形势和前景。我们同自愿参加“大东亚共荣圈”的作家、文化人泾渭分明，不相往来。

有一天，我和钱锺书得到通知，去开一个不记得的什么会。到会后，邻座不远的陈西禾非常紧张地跑来说：“到会的都得签名。”

锺书说：“不签，就是不签！”

我说：“签名得我们一笔一划写，我们不签，看他们怎么办。”我们三人约齐了一同出门，把手插在大衣口袋里扬长而去，谁也没把我们怎么样。

到“”，支撑我驱散恐惧，度过忧患痛苦的，仍是对文化的信仰，使我得以面对焚书坑儒悲剧的不时发生，忍受抄家、批斗、羞辱、剃阴阳头……种种对精神和身体的折磨。

我绝对不相信，我们传承几千年的宝贵文化会被暴力全部摧毁于一旦，我们这个曾创造如此灿烂文化的优秀民族，会泯灭人性，就此沉沦。

我从自己卑微屈辱的“牛鬼”境遇出发，对外小心观察，细细体味，一句小声的问候，一个善意的“鬼脸”，同情的眼神，宽松的管教，委婉的措辞，含蓄的批语，都是信号。

我惊喜地发现：人性并未泯灭，乌云镶着金边。

许多革命群众，甚至管教人员，虽然随着指挥棒也对我们这些“牛鬼蛇神”挥拳怒吼，实际不过是一群披着狼皮的羊。

我于是更加确信，灾难性的“”时间再长，也必以失败告终，这个被颠倒了的世界定会重新颠倒过来。

谈“自由”：忍耐是为了保持内心的自由

杨先生，您一生是一个自由思想者。

可是，在您生命中如此被看重的“自由”，与“忍生活之苦，保其天真”却始终是一物两面，从做钱家媳妇的诸事含忍，到国难中的忍生活之苦，以及在名利面前深自敛抑、“穿隐身衣”，“甘当一个零”。

这与一个世纪以来更广为人知、影响深广的“追求自由，张扬个性”的“自由”相比，好像是两个气质完全不同的东西。这是怎么回事？

杨绛：这个问题，很耐人寻思。细细想来，我这也忍，那也忍，无非为了保持内心的自由，内心的平静。

你骂我，我一笑置之。你打我，我决不还手。

若你拿了刀子要杀我，我会说：“你我有什么深仇大恨，要为我当杀人犯呢？我哪里碍了你的道儿呢？”所以含忍是保自己的盔甲，抵御侵犯的盾牌。

我穿了“隐身衣”，别人看不见我，我却看得见别人，我甘心当个“零”，人家不把我当个东西，我正好可以把看不起我的人看个透。

这样，我就可以追求自由，张扬个性。所以我说，含忍和自由是辨证的统一。

含忍是为了自由，要求自由得要学会含忍。

谈境界：每一天都是新的

孔子“十五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那一段话，已进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成为一个生命的参照坐标，不过也只说到“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

期颐之境，几人能登临？如今您有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感觉吗？能谈谈您如今身在境界第几重吗？

杨绛：我也不知道自己如今身在境界第几重。年轻时曾和费孝通讨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懂。

有一天忽然明白了，时间跑，地球在转，即使同样的地点也没有一天是完全相同的。

现在我也这样，感觉每一天都是新的，每天看叶子的变化，听鸟的啼鸣，都不一样。

树上的叶子，叶叶不同。花开花落，草木枯荣，日日不同。

我坐下细细寻思，我每天的生活，也没有一天完全相同，总有出人意外的事发生。

我每天从床上起来，就想“今天不知又会发生什么意外的事？”

即使没有大的意外，我也能从日常的生活中得到新体会。

八段锦早课，感受舒筋活络的愉悦；翻阅报刊看电视，得到新见闻；体会练字抄诗的些微进步，旧书重读的心得，特别是对思想的修炼。

要求自己待人更宽容些，对人更了解些，相处更和洽些，这方面总有新体会。

因此，我的每一天都是特殊的，都有新鲜感受和感觉。

我今年一百岁，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边缘，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往前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

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

细想至此，我心静如水。

我该平和地迎接每一天，过好每一天，准备回家。

保志宁：一个女人与一幢历史建筑的故事

华东师范大学在上海乃至全国都有相当高的知名度，可以说与北京师范大学大学不分伯仲，这所师范大学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创办的第一所大学，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由私立大夏大学和私立光华大学合并组建的，同时并入圣约翰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校的一些系科，而校址则继续沿用私立原大夏大学的校址。

提及私立大夏大学，校长王伯群是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的人物，我曾在《王伯群：一个热衷教育的政治家》一文中记述王伯群创办大夏大学的经历，而本文主要是聊一聊王伯群夫人保志宁，一个被岁月尘封的上海名媛，而当年这对老夫少妻的故事，曾在当年的上海滩广为流传。

保志宁

保志宁（1909—1999）江苏南通人，其祖父保少甫乃是饱学之士，与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的孙宝琦交谊甚笃，因此其后辈大多从事外交事业，而保志宁的外祖父张謇则是中国近代最著名的实业家之一。

保志宁的父亲保君皞早年曾留学日本攻读外交政治，一生从事外交工作，曾出任中国驻南非约翰内斯堡、新西兰惠灵顿、加拿大温哥华等城市的总领事。

保志宁叔叔保君建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考取官费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并获博士学位，回国后出任北京大学教授，后弃教从政，曾出任上海特别市教育局局长，从1936年其进入外交部工作，常年担任驻外总领事、大使等职。

保志宁从外祖父张謇创办的南通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于1927年9月考入上海沪江大学，由于沪江大学是一所教会大学，所开设的课程大都采用英语教学，由于英文学习压力太大，保志宁在大学二年级时转入私立大夏大学社会学系就读，其时她的叔叔保君建就在上海市教育局局长任上。

保志宁（前排右一）与社会学系师生合影

面清目秀且善于辞令的保志宁很快就成为私立大夏大学引人注目的女学生，在学校的一次庆典大会上，保志宁在校长王伯群妹妹王文湘的授意下，登台向刚刚演讲完毕的王伯群献花，这也许是王文湘有意设计的机会，让哥哥王伯群与大夏大学校花保志宁有了面对面的交集。

王文湘是王伯群的三妹，于1917年4月嫁给了何应钦，王伯群比何应钦年长五岁，因此王伯群是何应钦的大舅哥，二人当时在国民政府中地位相当，所不同的是王伯群短命，而何应钦则长寿。

1930年12月，保志宁从大夏大学毕业后与王伯群结为伉俪，王伯群与保志宁的婚礼是1931年6月18日在上海徐园举行的，证婚人是许世英和张群，其时王伯群46岁，保志宁却只有22岁，二人年龄之差达24岁，可以说是一代人的差距，尽管那个时代比较常见，但王伯群却是国府大员，正在国府交通部部长的任上，这种老夫少妻组合还是成为上海滩街谈巷议的谈资。

保志宁与王伯群结婚时场景

王伯群曾有原配夫人周光帼，但这位比王伯群大两岁的夫人，却于1928年不幸去世，他们的儿子王实夫更是在母亲去世前染病身亡，王伯群续弦迎娶保志宁也在情理之中，而这桩婚姻除了王文湘的热心撮合之外，时任大夏大学副校长欧元怀和时任上海教育局局长保君建也从中斡旋，而欧元怀与保君建又都是哥伦比亚大学校友。

保志宁毕竟是世家出身，为了不至于委屈这位大家闺秀，也为了表达自己的诚意，王伯群专门为保志宁在法租界建造了一座花园别墅，也许是为爱妻留下财富不菲的不动产，毕竟王伯群年长爱妻20多岁，也要早走20多年，他要保障她和子女今后的生活，由此也可以看出王伯群是一个负责任的男人。

保志宁与王伯群结婚照

这座巴洛克风格的别墅，由执教大夏大学的建筑师柳士英主持设计的，占地7200平方米，建筑面积2588平方米，主楼共设有四层，其中地下一层，地上三层，大大小小房间有32个，由辛丰记营造厂承建施工，承建商为了取悦王伯群这位国府大员，所用建筑材料都是高档货，工人们也是夜以继日地抓紧施工，尽管如此施工还是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其中以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影响最大，直到1934年年底才彻底竣工。

王伯群为保志宁建造的别墅

王伯群为取悦保志宁而大兴土木建造豪华别墅之事，被时任《生活》周刊主编邹韬奋撰文披露，曾在上海滩引起轩然大波，也在政坛上引起一片哗然，王伯群仕途是否受此影响，还有待于史家之考证，但王伯群于1931年底辞去交通部部长却是历史事实，王伯群从此淡出政界，开始将其后半生的主要精力全部投入到大夏大学的建设、发展和繁荣上，中国从此少了一个政治家，却多了一位教育家。

王伯群

保志宁与王伯群结婚后，并没有走上社会工作，而是主要做专职太太，在家相夫教子，保志宁与丈夫王伯群共同生活了13年，这对老夫少妻共生育了二男四女，除长子王祖泽在一岁半时夭折外，其他五个子女均长大成人。

保志宁成为这座豪华别墅的女主人后，是她与王伯群婚姻最幸福的时光，除了相夫教子之外，保志宁还要经常陪同王伯群往来于沪宁之间，觥筹交错于达官贵人之间，而王伯群也是殚精竭力地筹谋擘划私立大夏大学的校务。

从保志宁、王伯群夫妇与长子长女的合影中，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夫妻恩爱、琴瑟鹣鲽、快乐美满，是多么幸福的一家人，但这种幸福生活也仅仅是维持了两年半，就因抗日战争爆发而发生改变。

保志宁夫妇与子女合影

1937年9月，保志宁将别墅交由叔叔保君建代管，与王伯群携子女随大夏大学迁往贵阳，贵阳是王伯群的桑梓之地，他利用自己的人脉四处联系校舍，最终将大夏大学设在了原贵阳讲武堂内，开始雇工修建校舍，并从上海抢运出了数百箱图书和仪器，确保了大夏大学的教学秩序和教学质量。

而保志宁也在这时出任中国战时儿童保育总会贵州分会会长，投身到伟大的抗日救亡运动中，中国战时儿童保育总会由宋美龄担任总会长，而地方均有各省省主席夫人担任，但贵州却是由保志宁主持，先后在青岩、定番、桃溪和团溪等地建立了四个保育院，并在桐梓建立了一个直属保育院，收养保育1000余名战时难童，为救护难童和延续民族命脉贡献了一份力量。

保志宁

上海沦陷后，保志宁与王伯群的别墅被汪精卫伪政府征用，作为南京伪驻沪办公联络处，成为汪伪集团在上海的巢穴，汪精卫、陈璧君、周佛海等人每次由南京来上海时就下榻这里，因此也被称为“汪公馆”。

王伯群与汪精卫都曾是反清革命的元老，二人也曾一起长期共事，而汪精卫也曾是私立大夏大学的校董，当王伯群得知自己的豪宅被汪精卫占用而愤怒不已，通过无线广播电台对汪伪傀儡政府表达鄙视并进行大加讨伐。

1938年6月，在王伯群主持下，大夏大学增设了大夏大学附中，为学校增加了生源渠道，再加上招收内地流亡学生，大夏大学发展很快，原讲武堂校舍不够使用，王伯群开始多方游说和劝募，以筹得募捐款项，在贵阳郊外花溪开辟2000余亩新址，完全解决了学校用地，确保了学校健康发展，像这样大面积的校区，在抗战时期的大学中，可谓是一枝独秀。

1944年12月20日，王伯群因患胃溃疡医治无效，在重庆陆军医院逝世，终年不足60岁，乃中国教育界一大损失，尤其对大夏大学来说，更是一种沉重的伤痛，而对于遗孀保志宁来说，更是等于天塌下来一样，王伯群病逝之时，保志宁才年仅35岁，而五个子女都尚未成年，保志宁今后的人生之路，究竟将要怎样走下去呢。

王伯群

1946年，保志宁携子女回到上海，此时被汪精卫占用的别墅已经成为军统局的驻沪招待所，由于何应钦的地位和声望，军统局不得不将别墅返还给保志宁，而保志宁仅留三层供自家所用，其余全部租给了英国驻沪领事馆文化宣传处使用，所得租金自然不菲，完全满足生活上的开销。

1949年5月13日，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国防部长的何应钦内阁在广州集体辞职后寓居香港，不久又迁居台湾，保志宁携子女跟随何应钦夫妇迁往台湾。

1950年3月，在台湾恢复总统职权后，何应钦被彻底排挤出中央委员会，其仕途达到历史冰点，备受冷落他只是担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一个养老的闲职而已。

保志宁不得不面临人生的又一次抉择，携子女远赴南美洲的秘鲁，投奔出任秘鲁全权大使的三叔保君建，但作为外交官的保君建却身不由己，其外交官职务也是经常变换不定，后来他又出任台湾驻联合国副代表，保志宁也携子女于1951迁居美国纽约。

移居美国后的保志宁刚过不惑之年，已经大学毕业二十年的保志宁又重新回到学校学习，以备一技之长找工作，即便有再多的储蓄，也需要一份工作来养家糊口，人到中年的保志宁风韵犹存，但她却没有选择再嫁，而是独自一人承担起养育子女的重任，让她欣慰的是，她的五个子女个个事业有成，都有一份体面的工作。

保志宁与子女及孙辈合影

1981年，已经72岁的保志宁第一次回国，曾经到重庆修葺丈夫王伯群的墓地，有人劝她寻求政府帮助解决，王伯群毕竟是一个历史人物，但她没有接受这个意见，而是完全自掏腰包修缮，她时刻牢记历史的教训，丈夫王伯群当年就曾被报纸抹黑而留下污点，至今难以洗清。

1985年，再次回国的保志宁曾重游上海，她特地跑到位于愚园路1136弄31号，那个自己当年的“家”看了看，拍了许多照片留作纪念，以慰相思之苦。

随着时代的变迁，这里已经物是人非了，毕竟岁月过去了三十多年，当年王伯群为自己建造的别墅，已经变成了长宁区的少年宫，尽管现在仍在正常使用，但已经是一座历史保护建筑了，这让她感到欣慰。

长宁区少年宫

当人们从这坐建筑旁边走过时，是否会引发一定的联想呢？也许更多的人只是关注这座老洋房的建筑之美，而关于它的历史，似乎了解的人就不多了。

1999年，保志宁在美国纽约长岛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作为曾经的国府大员的夫人，保志宁一生没有醉心于政治，而是更倾心于家庭生活，这也许正是她的高明之处，因为政治不但意味着责任和使命，而且也意味着倾轧和争斗，而保志宁甘愿选择做一个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