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羽八字四柱(关羽八字四柱图片)
武圣关羽生辰八字真伪考辨
关羽(160-219):字云长,河东解良(今山西运城)人。东汉末年名将,早期跟随刘备辗转各地,曾被曹操生擒,于白马坡斩杀袁绍大将颜良,与张飞一同被称为万人敌。赤壁之战后,刘备助东吴周瑜攻打南郡曹仁,别遣关羽绝北道,阻挡曹操援军,曹仁退走后,关羽被刘备任命为襄阳太守。刘备入益州,关羽留守荆州。建安二十四年(219),关羽围襄樊,擒于禁,杀庞德,威震华夏。后曹操派徐晃前来增援,东吴吕蒙又偷袭荆州,关羽腹背受敌,兵败被杀。关羽去世后,逐渐被神化,被民间尊为“关公”,又称美髯公。历代朝廷多有褒封,清代奉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关圣大帝”,崇为“武圣”,与“文圣” 孔子齐名。《三国演义》尊其为蜀国“五虎上将”之首,毛宗岗称其为“《演义》三绝”之“义绝”。
生:汉桓帝延熹三年庚子六月廿四日辰时(儒略历160.08.13)。
卒:汉献帝建安廿四年己亥十二月初七日(儒略历220.01.29)。
关公一生,策马横刀,驰骋疆场,征战群雄,辅佐刘备完成鼎立三分大业,谱写出一曲令人感慨万端的人生壮歌,被后人推举为“忠”“信”“义”“勇”集于一身的道德楷模,并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士农工商广泛顶礼膜拜的神圣偶像。众所周知,关羽未得善终,死后还身首异处。根据《三国志•关羽传》记载,公元263年魏灭蜀,庞德的儿子庞会杀死关彝,尽灭关氏家族,关羽没有留下后人。所以关羽应该是个悲剧性的人物,而且不是一般性的悲剧。他的生卒,《三国志》、《资治通鉴》等正史以及三国魏晋时期的其它史料等,并没有可以被用来推测关羽出生年月的相关信息,唯一牵涉到年龄长幼的信息,是关羽比张飞年长数岁,遗憾张飞的年龄,也无任何记载。但是,从宋朝至清朝,统治者为了宣传忠君思想的需要,开始神化关羽,于是关羽摇身一变成为神灵,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个符号,此后关于其出生时间和八字开始出现了多种不同版本,直到今天也一直争论不休。主要有四种观点:
第一个版本:庚子、甲申、戊午、庚申。
源于“汉桓帝延熹三年六月二十四日(儒略历160.08.13)”说。
此造源于袁树珊《命谱》。而其所引生日,见于元代巴郡胡琦所编《关羽年谱》“延熹三年六月二十四日”。清康熙十七年(1678年),解州州守王朱旦据传在浚修古井时发掘出关羽的墓砖,砖上刻有关羽祖、父两世的表字,生卒年月等,还提到关羽的家庭状况。他因而写了《汉前将军壮缪侯关圣帝君祖墓志铭碑》。依铭所记,关羽生于桓帝延熹三年(160年)六月二十四日,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十二月遇害。此后,光绪13年复印的《山西通志》,清康熙三十二年的《关圣帝君圣迹图志》,山西解州关公故里均持此说。宋朝此说即已提出,流传广,范围大,加之有墓志铭,此说可能性最大。直到今天,中国民间每年都将农历六月廿四日定为关圣帝君诞辰纪念日,民间这日都会通过收集百家米、吃百家饭、参加放生、上香来向关帝圣君祈福、庆祝关帝寿诞,表达对关帝的崇敬,并以祈福平安。
袁树珊《命谱》采用“汉桓帝延熹三年六月二十四日”说,八字为:庚子、甲申、戊午、庚申。庚申时,是袁树珊先生推定的。袁说“延熹三年,岁在庚子,六月节过立秋,月应甲申,二十四日,乃是戊午。其生时《碑记》虽未详载,然以圣帝之正大光明,夺北魏、东吴厉气,忠诚义通,开睢阳、武穆先声,种种经历推之,当为庚申,其他十一时,断难如是。盖月甲、日戊、时庚,三奇顺布,四柱纯阳,始有此至大至刚,乃文乃武之魄力,维持世教,翊赞皇猷之丰功。”可以看出,袁并未按子平法去推断一个人格局高低与文武职别,而仅凭四柱纯阳、三奇顺布这个特征,就定了庚申时。可惜,袁树珊先生把关键的生日干支给弄错了。相也详考其生日干支,汉桓帝延熹三年六月二十四日(儒略历160.08.13),干支是庚子年、甲申月、丙辰日,并非“戊午日”。戊午日是六月二十六日(160.08.15),而非六月廿四日。即非戊午,何以有庚申时乎?袁树珊《命谱》分明列出了生日为六月廿四日,又为何把日干支推为“戊午”了呢?相也怀疑,袁树珊先生是直接取《三命通会》所载关羽“四戊午”八字的日干支,配了汉桓帝延熹三年六月的年月干支而成的。
第二个版本:庚子 甲申 甲寅 □□。
源于“汉桓帝延熹三年六月二十二日(儒略历160.08.11)”说。
此说源于明崇祯二年(1629年)立于石磐沟关羽祖茔的《祀田碑记》延熹三年六月二十二日。清张镇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编修的《解良关帝志》延熹三年六月二十二日。《文化关羽》、光绪十三年付印的《山西通志》等,都尊此说。那时,解梁州守鄞山王朱旦还没有在浚修古井时发现关羽的另一块墓砖。他所撰的《圣帝祖墓碑记》还没出世,所以只能采集石磐沟关羽祖茔的《祀田碑记》说。这个日子,比“二十四”日早了两天。八字是:“庚子 甲申 甲寅”
当代有人,也有尊“甲寅”为关帝之造者,如盲派段建业等人,即尊甲寅日说,并定时辰为“乙丑”,并写博文《忠义英雄关羽》析之,看上去析之圆满。实则硬伤难解,不值一驳。因为“庚子、甲申、甲寅、乙丑”造,为煞印相生格。1.年时干支遥合,乙庚合,子丑合,劫财合煞,财星累印,断然不符关羽性格之气傲。2.此造日柱甲寅,至庚寅运己亥流年,亥子丑三会水局,印星强旺,化煞生身,有力有情,且甲己合,乙庚合,断然不会惨遭敌手杀害。3.刘备死于公元223年癸卯年,癸卯年乃木之旺地,刘备怎么会死于该年呢?可见,段建业拿本身不靠谱的甲寅日说事,又自定乙丑时,纯属自娱自乐。也有人认为是甲寅日丁卯时,同样毫不沾边,不值一驳。
第三个版本:庚子 壬午 丙子 □□。
源于“汉桓帝延熹三年五月十三日(儒略历160.07.04)”说。
袁树珊《命谱》载“旧书,有谓圣帝生于汉桓帝延熹三年五月十三日(160.05.23)”。乾隆二十一年(1756)刊印的《关帝志》,又说关羽出生于五月十三日。到后来,尊此说者,亦就不管生于何年,只记“五月十三日”了。郭茂泰《荆州府志》、赵衍《东阳新志》、《燕都游览志》、《玉匣纪》等都不加辨别地尊了此说。《中华全国风俗志·江苏六合》:“(五月)十三日乃关帝诞辰,官民祭享,演戏建酿,龙舟游舫如五日。”清许起《珊瑚舌雕谈摘抄》云:“关圣帝君,早载祀典,顺治元年沼建庙,岁以五月十三日遣官致祭。”道教亦尊其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每逢五月十三,都举行“关帝庙会”,祭祀关帝,祈其显灵,驱邪避灾,普降甘霖,以解民忧。故这天又称“关公磨刀日”, 一般此日降雨,称“雨节”,民间有句农谚:“大旱不过五月十三”,若逢降雨,被称为“关老爷磨刀雨”。此日降雨,主全年风调雨顺。
此说,实在是个天大的误传,因为“五月十三日”是关羽之子关平的生辰。这一点,史载是很清楚。《关帝志》载:“(关羽)稍长娶妻胡氏,于灵帝光和元年(公元178年)五月十三日生子关平。”《历代神仙通鉴》卷九·第八节“(关毅)夫妇欲妻子易养,乳名寿。幼从师学,取名长生。及长,膂力敌万夫,读书明《易象》,尤好《春秋》。娶妻胡氏,于光和戊午岁五月十三日,生子名平。”《关圣太子事略》载:“关圣帝君之长子也。名平,字坦之,祖籍山西省河东解梁州常平村宝池里。生於汉灵帝光和元年戊午(西元178年)五月十三日。年少时随帝君任事,躬矢石,临阵不离左右,被执於汉献帝建安廿四年己亥岁(219年)十二月初七日,同帝君於临沮(在今湖北省当阳县东北)全忠孝,享年四十有二。”如是,关公19岁戊午生关平,公元219年,关平和关羽父子同时被擒遭斩,关公六十岁,关平四十一岁。
第四个版本:戊午 戊午 戊午 戊午。
源于《三命通会》“六戊日戊午时断”“四戊午”造。
此造,是关公最早的一个八字。早已被史载否则。相也只所以放在最后来评,就是要揭示这个关帝伪造的真相。关平的生辰一清,亦就自然解开了《三命通会》所载关羽“四戊午”造的真伪之谜了。《三命通会》载关圣帝君四“戊午”造。“戊午年”即汉灵帝光和一年(公元178年),正是关羽之子关平的诞辰之年,父与子同庚生,岂不成天大的笑话。且“四戊午”造本身并不存在,因为是年戊午月,芒种后、小暑前,压根没有“戊午”日。故汉灵帝光和一年“四戊午”造并不存在。这一点,袁树珊老先生也明确指出来了:“旧书又谓圣帝为四戊午者,更谬。查戊午乃灵帝熹平四年(即汉灵帝光和一年),是年芒种后、小暑前,并无戊午日,安有戊午时耶?”
但是,戊午年戊午月,却是关平的生年月。关平生于汉灵帝光和元年戊午五月十三日(儒略历178.06.16),八字前三柱为:戊午、戊午、壬辰。这样,“旧书,有谓圣帝生于汉桓帝延熹三年五月十三日(160.05.23)”的生日如何捏造出来的,就非常清楚了。是拿关帝“汉桓帝延熹三年”的生年,加关平“五月十三日”的生月日,配对而成的。用父亲的年,加儿子的月日,凑出了一个关帝的生辰。自然,第三个版本壬午月丙子日,属于无中生有之造。而民间流传的“五月十三日”关帝庙会日,也是以以关平生日为纪念的。由此,相也可以肯定,《三命通会》“四戊午”造,本意是关平造,但日时错了,非关羽八字。是错把儿子当老子,错把关平写成关羽了。因为“四戊午”造,对关平来说,年月是对的,唯一生日干支是错,关平是壬辰日生人,而非戊午日生。
通过以上分析,关羽的诞辰,就剩下汉桓帝延熹三年六月二十四日与六月二十二日两种观点了,现今仍未有确切可信的资料。如《关帝志》内容多出自《三国演义》,非严谨的史料;《祀田碑记》和《前将军关壮穆侯祖墓碑铭》又未经严格考究。学术界的考证仍旧在继续,但比较倾向的意见是六月二十四日。诸如田福生就认为延熹三年(公元160年)六月二十四日最可信。值得注意的是所有出生年相关的资料首次出现的时间相距三国时期都超过一千年,可信度有疑。等正史再出铁证几无可能。但是,中国命理学,是世界独一无二的神秘文化。我们可以用命理的方法反证这两个诞辰,看六月二十二日“甲寅”与六月二十四日“丙辰”,这两个八字,何者更象关公“武圣”。相也认为六月二十四日之八字,最符合关羽一生也。也就是说,袁树珊先生在《命谱》中所载关公生日是正确的,可惜,他把日干支“丙辰”,错成了“戊午”。至于时辰,袁树珊先生定申时,周易玄先生也定申时,认为是庚子年甲申月丙辰日丙申时。周易玄先生在易学界的影响颇大,所以他的这个关羽八字,在今天流传也最广。但相也经过仔细推敲,认为“壬辰”时最确。所以,关公的八字是:庚子、甲申、丙辰、壬辰。若不武断,当留丙申、壬辰两说,最为妥当。
「转摘」名人八字没有时辰能否研究?怎样研究?
对于名人八字的研究,目前命理界有两种看法:一是根本不能研究.按传统八字的观点来看,八字少了时辰就不能算,或说时辰不准也不能测,谁要是研究就是拿名人炒作;二是完全可以研究。少了时辰也同样可以研究,并且在这方面作了大量工作。
对于这两种观点虽众说纷纭褒贬不一,但我还是倾向后者,理由有三:一是命理文化的奠基人李虚中早在唐代时就是用人的出生年月日进行推算人的命运,且百不失一,大文学家韩愈《昌黎文集》为李虚中作的墓志中有:“ 殿中侍御史李君,名虚中,字常容。其十一世祖冲,贵显拓跋世。父恽,河南温县尉,娶陈留太守薛江童女,生六子,君最后生,爱于其父母。年少长,喜学;学无所不通,最深于五行书。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直日辰支干相生,胜衰死王相斟酌,推人寿夭、贵贱、利不利;辄先处其年时,百不失一二。其说汪洋奥美。”可见不用时辰预测人的命运是有渊源的,并非某人写点小文乱飞点苍蝇就能抹杀圣贤的学说,对此事就连死谏迎佛骨的韩愈都出来佐证,我想其它人没什么理由把此点推翻的。
二是这个争论可从实践中得到了解决,本人就从实践中体会到不但四柱可以预测,一柱、两柱(网友都能看到本人用建国的年月对自然灾害的准确预测)、三柱都可预测,一些易友的实践也能证明这一点,所以少了时辰不能研究的结论是错误的,是套路的一层不变机械僵化的,更何况古语早就有一叶知秋、窥斑见豹之说。因此,任何人武断的捆绑式的对一门知识言过其实的下结论和无理的攻击都会贻笑大方的。
三是做为一种活跃思维,大胆尝试也不是不可以的。苏东坡在《题西林壁》的诗中这样写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深在此山中。”可见观察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就不同,同样作为命理研究是应该也允许别人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尝试和研究的,非得要按照古人留下的什么格局理论,就是正宗、正统,非得象割韭菜似的搞一刀切?是不行的,就连同一套课本学出来的成绩都不同。哪有这样武断的!我看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说周易最讲的是“感而遂通”,任何的卦象、爻象、干支都是为这四个字服务的,所以不存在四柱八字就能预测准确,三柱六字就不准确,就是看谁用,给你拿一支好笔,给王羲之拿一枝秃笔,你同样写不过王羲之,以前我早就说过:“三国时多少使刀,都被关羽砍了”,“道不虚传只在人”这句话一点都没错。基于对此的理解,我认为古今中外名人的八字即便是时辰不准或没有时辰也是可以拿来研究的。时的林庚白不就写了许多时军阀的八字案例吗!有的还依据已知的情况推时辰,大家不也再看吗!有什么影响呢?名人有着不同的成功经历,就是拿到已知的资料去套,也会让你去思考点鲜活的东西,这样有什么不好吗?你就算找到了准确的八字,你预测不准又有什么用呢!
最近有易友说:“某某出了不少正版的命理书,怎么样怎么样,我说:“‘这就好比乾隆写了三万九千多首诗,还不如骆宾王的一首:《咏鹅》少而简单,在写诗的历史上站住了。正版书找书商就能出,出了书的也不能说观点就正确。别人说古今中外的名人八字不能研究,你就不研究?为什么不反思一下,你为什么要迷信书上的观点,给自己找点相信的充分理由,再摸摸自己的脑袋是不是长在自己的身上。’”可见一些初学者找不到门路时很容易让一些伪学说捆绑住。与朋友探讨时朋友说:“你为什么不写一些当代的名人四柱研究呢!”我说:“没有这个义务,即便研究了某个当代名人的三柱或四柱,我也不会在网上发表,因为我不该谁也不欠谁的。对于历史人物我道可以写点。”这些都是关于研究名人八字的题外话,最后,需要说明的也是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不要拿当代的不论政界、商界、还是文艺界名人隐私和其它不利于名誉声望的事情开玩笑,这样不利于你学问的增长,既不道德也不尊重人。对于命理研究和提高,最关键的就是不能听信那些束缚人思维的鬼话,因为易象是一门思维科学,想想把思维都给你捆住了,你怎么思考,怎么会提高呢!思想应该是无界限的。
纪念刘衍文先生|寄庐志疑:命运能否预知和改变
刘衍文
刘衍文(1920-2021)
2021年8月17日晚,古典文学研究专家、上海市文史馆馆员、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刘衍文先生因病逝世,享年一百零一岁。
刘衍文,1920年生,浙江省龙游县人。少年时受日寇侵扰而失学,在逆境中刻苦自学,于东南各大报刊发表文字。曾受知于著名学者、浙江省通志馆馆长余绍宋,得入馆任职,编辑馆刊,撰写艺文目录提要。后长期从事文论教学与研究,讲授“文学概论”“古代文论”“中国文学史”“清诗研究”“文学鉴赏论”“《文心雕龙》研究”等课程。著有《雕虫诗话》(1946)《文学概论》(1957)《寄庐杂笔》(2000)《寄庐茶座》(2004),编有《中国古代文学》(1988)《中国文坛掌故事典》(1993)《现代作家书信集珍》(1999)等。与长子刘永翔教授合著有《文学的艺术》(1985)《古典文学鉴赏论》(1991,1995)《袁枚〈续诗品〉详注》(1993)等。
刘衍文先生自2012年7月起在《上海书评》开设“寄庐志疑”专栏,至2017年3月25日发表了最后一篇。他在《“不从糟粕,安得精英”——寄庐志疑·引言》中说,“我在现实中碰到过好些不易解答的事,早就想在专业著述告一段落后志其所疑”,“如今我所陈述的,多数不能用现代知识解释,少数能解释,但未必得其正解,均有待于之后高明者解之”。现重刊《命运能否预知和改变——寄庐志疑·命理丛谈(一)》一文(载2013年5月12日出版的第二百三十二期《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纪念刘先生。
刘衍文先生
人的命运是注定的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能够预知吗?
放眼宇宙,宏观世界似乎是宿命的、注定的,能够掐指而算,我们从星球现在的位置可以预告它们将来会到达哪里。但微观世界却有所谓的“不确定原理”,动量和位置、能量等均不能同时测准。那么我们人呢?人介乎宏观与微观之间,其命运到底是可测还是不可测的呢?
问题是复杂的。人的命运,有时可以逆料,有时却不可。言其可料,西哲尝云:“性格即是命运。”此话具有局部的真理性,中国古人早就根据性格来推测人的命运了。例如:
战国时,盆成括出仕齐国,孟子听到这个消息,就说:“死矣盆成括!”后来盆成括果然被杀,孟子的门人就问老师:“夫子何以知其将见杀?”曰:“其为人也小有才,未闻君子之大道也,则足以杀其躯而已矣。”(《孟子·尽心下》)
三国时,隐士孙登就对嵇康说:“今子才多识寡,难乎免于今之世矣!”后来嵇康果然为司马昭所杀(《晋书·孙登传》)。
其实,除了性格的因素以外,二人的悲剧性结局尚与言论自由度与刑法有关,这倒无关于专制还是,因为即使在制度下,依然有屈死之魂,苏格拉底就是一个例子,关键在于有没有刑律的宽松和对言论的宽容。
说得再全面一点,应该是时代、遭际、性格和教养的合力造成了一个人的命运。
《三国演义》里有一个故事,尽管是虚构的,却足以说明问题。
赤壁之战,曹操战败逃归,诸葛亮算出他必然要走华容道,派关羽去把守。因为“夜观乾象,操贼未合身亡。留这人情,教云长做了,亦是美事”。命令下达后,关羽不禁疑惑:“若曹操不从那条路上来,如何?”诸葛亮教他“可于华容小路高山之处,堆积柴草,放起一把火烟,引曹操来”。关羽更加不解,问:“曹操望见烟,知有埋伏,如何肯来?”诸葛亮笑道:“岂不闻兵法‘虚虚实实’之论?操虽能用兵,只此可以瞒过他也。他见烟起,将谓虚张声势,必然投这条路来。”(第四十九回)结果正如诸葛亮所料:
正行时,军士禀曰:“前面有两条路,请问丞相从那条路去?”操问:“那条路近?”军士曰:“大路稍平,却远五十馀里。小路投华容道,却近五十馀里;只是地窄路险,坑坎难行。”操令人上山观望,回报:“小路山边有数处烟起;大路并无动静。”操教前军便走华容道小路。诸将曰:“烽烟起处,必有军马,何故反走这条路?”操曰:“岂不闻兵书有云:‘虚则实之,实则虚之。’诸葛亮多谋,故使人于山僻烧烟,使我军不敢从这条山路走,他却伏兵于大路等着。吾料已定,偏不教中他计!”诸将皆曰:“丞相妙算,人不可及。”遂勒兵走华容道。
在三岔路口,曹操分明有两种选择,一条“并无动静”的大路,一条“数处烟起”的小道,但曹操的性格、经验、修养和见识,这一切都“怂恿”和“诱使”他弃“阳关”而取“羊肠”。是的,前面的确横着两条道路,但对曹操来说,只存在着一条。即使前有岔道多多,他的选择也并无二致。当我们在人生的歧路上似乎面临选择时,实际上却别无选择,我们的性格、经验、修养和见识把我们推向冥冥中早已注定的道路。杨朱见歧路而泣,“为其可以南、可以北”(《淮南子·说林训》),但他最终总要踏上一条道路,而这条道路肯定是根据他“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的宗旨选定的。
青年刘衍文
授课中的刘衍文
会议中的刘衍文
刘衍文先生
不过,虽然可以从时代、遭际、性格和教养大致推测一个人的命运,但一些傥来的祸福却非意料所及。
《庄子·达生》记了两个人的遭遇:一个是鲁国的单豹,他善于养生,“行年七十而犹有婴儿之色,不幸遇饿虎,饿虎杀而食之”;一个是张毅,无论对阔人还是穷汉,他都乐于交往,活脱一个“好好先生”!但“行年四十,而有内热之病以死”。“豹养其内而虎食其外,毅养其外而病攻其内”,飞来横祸和突发疾病,都是他们本人或旁观者事先意想不到的。
正因为人智之所不能料者太多,于是人们便乞灵于术数。最早的前知之术当是占卜,用来预测将来之事的吉凶祸福,此术就我国来说至迟在商代已经出现,用的是甲骨,称之为“卜”;到周代演变成用蓍草,称之为“筮”。后世嫌其不验,迭有创新,大六壬、奇门遁甲、太乙数三式应运而生,以满足人们预知未来的需要,今日犹流行于世。推测个人命运的术数,则有春秋时代“发明”的相术,根据的是人的容貌和骨格。至于依据人的生辰来推算穷通的术数,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五星之术,一种是子平之术。前者大约起于后汉,王充《论衡·命义》中曾有提及。苏东坡尝言:“退之(韩愈)磨蝎为身宫,而仆乃以磨蝎为命,平生多得谤誉,殆是同病也。”(《东坡志林》卷一)谈的当是五星之术的推算。宋代方起的紫微斗数似为五星术的别支分派,今台湾操其术者甚多。后者则出现较晚,大约滥觞于南北朝,《北齐书·方技传》有术士魏宁以人出生年月推算禄命的记载;发展于唐代,韩愈《唐故殿中侍御史李君墓志铭》记李虚中“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直日辰支干,相生胜衰死王相,斟酌推人寿夭、贵贱、利不利”;成熟于五代,据《四库》馆臣所考,以人所生年月日时的干支(亦作“幹枝”,年月日时各有干支,合成“八字”,或称“四柱”)来推算命运,起于其时的徐子平。“子平之术”且后来居上,至今内地、港澳和台湾地区,街头巷尾,特别在寺庙门前,常有人以此术招徕顾客。港澳和台则公开行术,内地则屡禁不止。我少时好奇,亦曾加以研习。
刘衍文一家
刘衍文、刘永翔父子
钱锺书致刘衍文书
先秦诸子中,只有墨子明诏大号不信宿命,撰有《非命》三篇,但并没有作学理上的批驳,只是从功利的角度出发,认为人信命后就会一切委之命运,不复努力(唐代韩愈攘斥佛老,也从功利着眼,辩论方式颇为相似)。其实墨翟先生未免多虑,不论学派还是个人,信奉并不会妨碍其奋发有为和积极进取。
除墨家外,诸子百家大致都信天命,有相信命运不可移易的,也有相信命运能够改变的。
孔子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论语·宪问》)子夏则曾引“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之语来劝慰他人,有人说这话就是他从孔子那里听来的(《论语·颜渊》)。庄子也赞成人生有命,其《大宗师》篇假托子桑之言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极者而弗得也,父母岂欲吾贫哉!天无私覆,地无私载,天地岂私贫我哉!求其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极者,命也。”《列子·力命》则假托“力”与“命”的对话,否定了“力”的作用,将寿夭、穷达、贵贱、贫富都归因于“命”,而“命”也只能顺其自然,没有予夺之权。《列子》是晋代的伪书,而其先则东汉的王充,其后则梁代的刘孝标,都秉持同一观点,也就是说,赞成命运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改变的。
王充《论衡·命禄篇》云:
凡人遇偶及遭累害,皆由命也。有死生寿夭之命,亦有贵贱贫富之命,自王公逮庶人,圣贤及下愚,凡有首目之类、含血之属,莫不有命。命当贫贱,虽富贵之,犹涉祸患矣;命当富贵,虽贫贱之,犹逢福善矣。
刘孝标《辨命论》云:
化而不易则谓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定于冥兆,终然不变。鬼神莫能预,圣哲不能谋。触山之力无以抗,倒日之诚弗能感。短则不可缓之于寸阴,长则不可急之于箭漏。至德未能踰,上智所不免。(《文选》卷五四)
孟子则并不抹煞人的努力,虽曾感叹道:“莫非命也,顺受其正。”但接着又说:“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危墙)之下。”(《孟子·尽心上》)主张命运尚可由人自己予以调整。荀子提倡“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则更彰显出主体性的豪迈。《周易·文言》则明言:“积善之家必有馀庆,积不善之家必有馀殃。”虽似描述之言,却向人们暗示了一条改变命运的途径。
常人则往往将顺利归功于自己的能力,将困顿归咎于命运的不公。这种心理,与将成功归因于自己的智商和努力,不感激他人的提携和帮助;将失败归咎于他人的压制和阻挠,而不检讨自己的误判与蛮干,其逻辑是完全一致的。项羽相信自己的拔山之力、盖世之气,年轻时看到秦始皇出巡的盛况,忍不住野心勃勃地说:“彼可取而代也!”待至兵败乌江,却对部下自我辩护说:“天亡我,非战之罪也。”我想他在巨鹿之战之后、灭秦入关之时,一定顾盼自雄,绝不会说出“此天佑我,非我之能也”这样的话来。
但大诗人白居易则不然,他把自己的成功也看成命运的眷顾。在《与杨虞卿书》中,他说:
凡人情,通达则谓由人,穷塞而后信命,仆则不然。十年前,以固陋之姿、琐劣之艺,与敏手利足者齐驱, 岂合有所获哉?然而求名而得名, 求禄而得禄,人皆以为能,仆独以为命。命通则事偶,事偶则幸来。幸之来尚归之于命,不幸之来也, 舍命复何归哉? 所以上不怨天, 下不尤人者,实如此也。(《白氏长庆集》卷四四)
不过,一个活生生的人,自觉有“主观能动性”,总不甘心于听从命运的摆布,但奋斗的结果又往往使人失望,面对茫茫前路,心下未免惘然,不知何处可以着力。佛教传入以后,人们似乎找到了希望,印度的因果报应之谈与中国固有的福善祸淫之说一拍即合,出现了许多行善而得善果、作恶而获恶报的故事。于是就有人想出了施恩望报、行善求福的“改命”之法。
明代的袁了凡(1533-1606),少年时遇到一位孔姓老人,算其终生:
县考童生,当十四名;府考七十一名,提学考第九名。明年赴考,三处名数皆合。复为卜终身休咎,言:某年考第几名,某年当补廪,某年当贡,贡后某年,当选四川一大尹,在任三年半,即宜告归。五十三岁八月十四日丑时,当终于正寝,惜无子。余备录而谨记之。自此以后,凡遇考校,其名数先后,皆不出孔公所悬定者。独算余食廪米九十一石五斗当出贡;及食米七十一石,屠宗师即批准补贡,余窃疑之。后果为署印杨公所驳,直至丁卯年(1567年),殷秋溟宗师见余场中备卷,叹曰:“五策,即五篇奏议也,岂可使博洽淹贯之儒,老于窗下乎!”
遂依县申文准贡,连前食米计之,实九十一石五斗也。余因此益信进退有命,迟速有时,澹然无求矣。
袁氏本打算就这样听天由命了,后来却遇到云谷禅师,禅师教他填“功过格”,“令所行之事,逐日登记;善则记数,恶则退除”,待三千善行圆满,果然命运改变,无子而得子,无寿而得寿,无科第而得科第,孔老对他后半生的推算不准了!
有人讽刺袁了凡这么做,是“与天地鬼神为市(做生意)”,行善是为了使自己获利。此言未免刻薄。记得《红楼梦》十五回王熙凤对铁槛寺老尼说:“你是素日知道我的,从来不信什么是阴司地狱报应的,凭是什么事,我说要行就行。你叫他拿三千银子来,我就替他出这口气。”一个家庭妇女,却道出了古今多少贪官污吏的心声,读之真觉毛骨悚然!一个为获利而行善,一个为获利而作恶,对比下来,孰是孰非,孰当效法而孰当为戒,明理者自能知之。了凡先生的这种做法,比起“但行好事,莫问前程”的精神自然望尘莫及,但对提高个人修养、营造和谐社会还是不无裨益的。不过,为善作恶能否改变命运,在科学上是得不到验证的,因为我们不能让一个人活上两遍以作对照;在历史上也找不到实例,司马迁在《史记·伯夷列传》里早已对“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之说提出怀疑了。
刘衍文著《文学概论》(1957)
刘衍文著《寄庐杂笔》(2000)
刘衍文著《寄庐茶座》(2004)
刘衍文、刘永翔著《文学的艺术》(1985)
刘衍文、刘永翔著《古典文学鉴赏论》(1995)
术数中却有专事改变命运的一种,那就是堪舆之术(俗称看风水)。此术认为住房(阳宅)和坟地(阴宅)都会影响人的命运,依其术加以拣择或改造,不必行善,也可以趋吉避凶、家道兴旺。如今港澳台之人对此术甚为信从,大陆受唯物主义教育已久,本来早已唾弃此术,然随着交往的增多,营宅葬亲,亦有公然请风水先生为上客者。这方面尤以实业家为甚,公司选址、开张择日,无不延请术士。面对无常的商海,他们显得多么不自信呀!
堪舆之术,在其理论根基上,实际已经否定了,有现代存在主义者“自我选择”的味道(当然这是就另一种意义说的)。纪昀(1724-1805)曾注意到子平之术与堪舆之术之间的矛盾,《阅微草堂笔记》卷八记录了他与一位擅长术数门生的对话:
余尝问以子平家谓命有定,堪舆家谓命可移,究谁为是?对曰:“能得吉地即是命,误葬凶地亦是命,其理一也。”斯言可谓得其通矣。
若站在的立场,这话的确也符合逻辑,毕竟看得中的房屋或坟地,未必能买得下来呀!我常常这样想:并不是阴宅和阳宅决定了人的命运,而是术者通过两者所处的空间及其形态窥知了主人或其后裔的生存情况,换句话说,就是给住宅或坟地“看相”,推测入居者是何等样人而已。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五记南宋时有一位人称耿听声的术者,能嗅衣物而知主人的吉凶祸福,道理想来是一样的。
责任编辑:丁雄飞
免责声明: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请发送邮件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