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是不是八字旁的字(爸是什么字旁)

被文身捆住的少年：清洗文身就像扒一层皮

冰点特稿第1149期

被文身捆住的少年

坐在水库旁的俊哲(化名)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见习记者 尹海月/摄

机器在左前臂来回移动时，发出“咚咚”的声音，很快血就从皮肤里一点点渗出来。由于不能打麻药，火烧一样的痛让俊哲(化名)几乎昏了过去。他躺在一张单人床上，两腿抬起，落下，又抬起，又落下……右手来来回回摩擦脸，焦躁地试图减轻灼烧般的疼痛感。

“太痛了，要死人的。”即使已经过去快两年时间，俊哲依然清晰地记得第一次清洗文身时的感觉。他觉得自己受不住了，但是，要彻底摆脱身上的文身，他还要清洗至少50次。

俊哲身上的部分文身

这位来自浙江省江山市的少年，上半身50%的面积都被那些黑色线条占据——他的胸前、后背被陆续勾勒出过肩龙、麒麟、十字架的图案，手指、脚踝处被文下蜘蛛与鬼面。

如果不摆脱它们，俊哲就不能重回课堂，不能换回别人正常的目光。家人说，不洗掉文身，“连一个正经老婆都娶不到”，只有做回那个“干干净净”的小孩，他才能成为父母期待的模样。

俊哲身上的部分文身 盛伟/摄

母亲周荣娟惧怕外人投向儿子的眼神。带儿子外出聚餐，每当别人问起“儿子怎么这么多文身”，她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俊哲的多数文身隐藏在衣服里，但左前臂“观音踏龙”的文身，将他彻底暴露于阳光之下。当时，他不知道该文什么，文身店的老板向他推荐了这个图案。那一年，俊哲14岁，这个少年还只是把文身当成表达自我的一种手段，他没想到，后来自己的青春和生活都会被这些黑色的线条定义。

繁龙纹身馆

周荣娟记得，儿子以前是个“很乖”的孩子。她43岁了，想到儿子现在变得“这么调皮”，她有些害怕，生了二胎。每当见到第二个儿子，她说自己的心里都甜成了蜜。

她说17年前，自己也是这样去爱俊哲的，那时，他们根本没想过要第二个孩子。然而，在成长的小径上，“很乖”的少年却慢慢走入叉路，被一步步推着进入荆棘地。

文身

清洗文身的过程就像扒一层皮。仅左前臂一处文身，就要清洗七八次。每次清洗后，都需要时间让伤口恢复，因此每年只能清洗一到两次，每次清洗费用差不多9000元。这意味着，仅将裸露在外的这一处文身洗掉，要花费六七万元和几年的时间。

繁龙纹身馆屋内

无法衡量的，还有身体的疼痛。每次清洗过后，俊哲胳膊都肿大一倍，洗到第二次，准备洗手指上一处文身时，钱都交了。俊哲的父亲徐江平心软了，“(他)流着眼泪说，爸我不洗了不洗了，痛死了痛死了。看他那么可怜就没洗。”

但是如果不忍受这种痛苦，俊哲就会在生活里处处碰壁。2017年9月的一天，徐江平接到俊哲初二班级老师的电话，让他把儿子接回家，将文身清洗后再回校读书。当时，俊哲左前臂已文满。这个看起来瘦小、成绩中等偏下的男孩一下子成为被关注的中心。

由于一次洗不完，他要带上妈妈准备的两副袖套，遮住裸露的半臂，再回学校，“尽量不让文身影响到其他小孩。”

初中毕业，俊哲的中考成绩无法读普通高中，徐江平托关系送儿子进入一所职业高中读书。当时，学校出于“后续招生顾虑”，与徐江平签订协议，如果俊哲露出文身超出3次，就自动退学。

以前，学校也接收过有文身的学生，但都是“手臂上有一点点”，如此大面积的文身，还是首例。考虑到住宿时洗澡、睡觉都会让文身外露，学校老师劝徐江平，最好让俊哲回家住宿，“你的孩子毕竟跟别人不一样。”

这种“签字画押”的方式让徐江平很难接受，“他有时会为了好玩掀起衣服来”，很难真正遵守。有时，回到家俊哲跟父亲说，“我这次又被抓到了。”

俊哲在这所民办职高读就业班，读两年，可推荐就业。但读了近两个月，他就不再去学校，最后期中考试也不去参加了。

一位老师说，俊哲上课爱睡觉，经常迟到，喜欢一个人躲在厕所、后花园抽烟，“也不是我们把他开除。他自己不想来读就没读了。”但徐江平觉得，儿子也是因为文身在学校遭遇到压力。

负责关注俊哲在校情况的另一位职高老师说，俊哲“除了抽烟文身，思想也没有坏到哪里去”。他觉得这个孩子“在学校里总体表现还不错”，但大面积的文身被明令禁止出现在校园章程里，“可能显性的东西拿出来，给人的感觉就不一样。”

在徐江平看来，因为文身，儿子的人生像突然转入下坡道，开始加速坠落。夫妇两人本来给儿子谋划的道路是待他高中毕业去当兵，再进国企，一步步从基层做起……然而，这条路彻底断掉了。

徐江平私下咨询在国企工作的同学，单位是否接收过有文身的员工。对方说，“我们单位有文身的一律不会要。”他带儿子见生意上的伙伴，对方跟俊哲说，“等你长大了，找我谈生意，看到像你身上这种文身的，我就跟你免谈了。”

所有文身加起来不过就花了1000多元，俊哲没想到，这些却成了决定他人生的重要因素。

妖怪

爬在俊哲身上的文身像个张牙舞爪的怪兽，几乎占据了他生活的全部。而在最初，它不过是右上臂一小处，“短袖刚刚可以遮住”。

那是2016年的暑假，还在读初一的俊哲结识了一些“不读书的朋友”，和朋友看过电影《古惑仔》后，俊哲觉得文身“很威风”，便在朋友推荐下花100多元文了一个鬼面。当时他只跟文身店老板说，“要帅一点的。”

因为文身能被衣服遮挡，周荣娟一直没发现。儿子一直单独睡一个房间，与她也不是时常照面。

那时，周荣娟经营一家美容养生馆，徐江平在江西做生意，每月回家几次。多数时间，俊哲要一个人度过在家中的时光。他喜欢在放学后打会儿游戏，然后独自待在自己的小屋里。这间小小的屋子只能摆放下一张单人床和一张与膝盖同高的长方形桌子。空荡荡的房间里很少找得到与这个少年有关的东西，仅有的印记鲜明的物品，是一个篮球和一张王者荣耀的季军奖牌。

有一次，周荣娟偶然发现了儿子身上的文身，劝说之余，这位母亲没有过多指责儿子，而徐江平则揍了儿子一顿，并告诫他不要再去文身。

俊哲口头答应父亲，但没过多久，他又去文了。

他身上的大部分文身，都是在一家名为“繁龙纹身馆”的文身店文的。他对父亲说过，“你越打我，我越要文。”他无法理解最亲近的人挥向自己的拳脚，就跑去文身店老板那里告状，诉说自己的苦闷。

这家在当地已有十几年营业历史的文身馆，位于俊哲家对面另一个密集的居民区里，从俊哲家走过去，仅需3分钟。这家文身馆在紧邻主街的一条小路里，向内一瞥便能看见，正对路外主营理发，再往里走的另一处隔间是文身房。

喧嚷的小城中心，时不时走过手夹香烟的少年们。他们三五成群，抽着烟，在市区熙熙攘攘的街道里穿梭。在这个巴掌大的小城里，少年们可打发时间之处不多，他们去往的地点大多相似，一家网吧，一家可以打游戏的酒店，台球厅内的一家牌馆，以及这个文身店。

俊哲两个手指上的蜘蛛与鬼面也是在这里文的。徐江平发现儿子手上的这两个图案时，一下子火了，“他这一块(手指)肉皮都让我给掀掉去。”当时，徐江平问儿子，别的地方文了没有，俊哲一味支吾，不肯回答。

徐江平觉得有些不对劲，撩起儿子的衣服一看，前胸后背也遍布图案，他愈发生气，一巴掌打过去，把俊哲“嘴巴都打歪掉了”，送了抢救室。

打完儿子，徐江平后悔了。但他痛恨儿子不听告诫，也痛恨文身。在徐江平眼中，文身的人都是好吃懒做的“社会混混儿”。他经营着一家化工公司，工人好找时，有文身的人，他会一口将其否决。

“落在我儿子身上没办法，儿子是我亲生的。”面对儿子的不听话，徐江平用暴力解决问题。徐江平对儿子说，身上文了就算了，衣服都能遮掉，本意希望他就此停止。

但初二暑假开学前一个月，俊哲的左前臂又文了一处佛面。徐江平发现后，又是一顿暴打，“在地上踩，打了半死。”俊哲气不过，在被打第二天就去文身馆，把左前臂之上的胳膊也文了起来。

至此，本来还能被衣服遮掉的文身再也遮不住了。

徐江平夫妇两人跑去文身店，责问吴玉良，因为手臂上的文身，儿子连“学校门都进不去了”。吴玉良爱人回道，“我不是不替别人考虑，真的很多人一起过来……我们是做生意的。”

吴玉良说，他咨询过律师，律师说，“法律上也没有规定说未成年人不能文身。”而徐江平觉得吴玉良就是赚黑心钱，他把吴玉良告上了法庭。

最终，江山市人民法院判定由吴玉良承担50%的赔偿责任，俊哲未来每次清洗文身的费用，吴玉良承担一半。但徐江平对这个判决结果“根本不满意”，徐江平觉得，吴玉良应该承担主要责任，而不是同等责任。

但该案审判长徐根才觉得，“家长的责任不能推卸。”徐根才认为，正如被告不能以在法律未规定不能给未成年人文身情况下“法无禁止即可为”而推卸责任一样，父母本应做孩子能够平等沟通的朋友，却采用打骂方式，导致俊哲继续去扩大文身部位，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

然而，不管谁的过错更多，在这个社会体系里，文身都像一块永远消不净的疤，刺进了这个少年的身体，洗不净，抹不去。

“坏孩子”

离开职高后，俊哲已近1个月没有回家住过了。今年6月，他在快手结识女朋友丽丽(化名)。一天深夜1点，这个15岁的小女孩坐了2个多小时的车，从徐州一个小城来到这里。他们恋爱了。

周荣娟认为这是早恋。她对此明确表示反对，更不许俊哲带女朋友回家。于是，俊哲决定带丽丽住宾馆。什么时候回家，要看俊哲的心情，周荣娟觉得，自己拉不回儿子了。

俊哲说，他不觉得文身这件事自己错了，“我就感觉他们很封建。”俊哲认为活出了自己的样子，”我爸妈一直想让我活成那个样子，读书啊，当兵啊，做一个很乖的小孩子。我感觉我就在放飞自我。”

俊哲和朋友们在一起从不谈论文身，这件事对他们来说平常。

他常去的“繁龙纹身馆”内挂满了醒目的身照片，打扮靓丽的少男少女们时不时出现，戴着大金链子，手臂文满招财金蝉、蜘蛛、莲花的吴玉良许诺，带着朋友去，文身可打折，甚至免费。

有时候朋友会请俊哲去文身，他也带过十几个朋友光顾这里。这里是少年们的聚集地之一，满足了俊哲对于江湖的很多想象。

俊哲的朋友小龙(化名)和灵建(化名)都曾在这里文身，小龙还是俊哲“忽悠过去的”。

“我们那边我这么大的男的女的基本上都是一条花臂，脚上也有，很多人这样子，我都习惯了。”丽丽也想文，因怕被妈妈打而作罢。

他们是同类。小龙爱穿一套印花装，T恤，大裤衩，趿着拖鞋，1米8的个子，走起路来左右摇摆。几个青年走在一起，你一句，我一句，烟雾绕身。夜晚是他们的天堂，网吧是他们的娱乐阵地，打完游戏，少年们回到酒店，继续打牌找乐子，累了，就挤在两张床上，酣然睡去，留下一地外卖的餐饭、香烟的余灰。

醒来，他们喜欢成群结伴去市郊外一处30米深的水库，那里像一个天然峡谷，湖水清澈，少年们穿上泳裤，戴上泳圈，咕咚一声进去，一扎就是半天。有的人根本不会游泳，但也忍不住下水，这里游的人多，还不要钱。

丽丽不会游，她就用纸擦好一片方形砖，放在湿漉漉的岸边，坐在上面，用脚在水里荡秋千。

俊哲觉得这样的生活挺“自由”，他喜欢交朋友。初二以来，他的交际圈迅速扩大，“朋友认识朋友”，结识了不少比自己大的人。

父母对此忧心忡忡。一次，深夜1点，徐江平接到一个电话，说俊哲被砍了。两群人晚上约架，对方拿了三把菜刀，一根铁棍，还戴了口罩。俊哲空手冲上去，用胳膊一挡，划出一道红色的大口子，更严重的一刀在腿上，骨头露了出来，在场的几个小孩东凑西凑，最后只凑到200元。没办法了，同行的朋友只能给徐江平打电话。

据徐江平说，儿子出头是为了朋友的女朋友。这件事让俊哲对自己曾经深信的江湖情谊寒了心——最后冲上去的，只有他一个人，“我去帮他，没有一个人帮我。”电影中的情节没能在现实中上演，被砍时，有的人在边上看，还有的直接跑了，他挺生气，“还有这种人？”

他叫他的朋友“表哥”“表姐”，但有时候，“表哥”“表姐”们也不靠谱。俊哲在外租朋友房住，“他让我一个月交550元”，俊哲给了350元，睡了3天不睡了，被告知还要再交200元，他觉得这种行为很不义气。

金钱打破了最初浪漫的江湖想象，俊哲感觉社会人都很现实，“有好处他才和你在一起。”

“他走上社会，最喜欢的就是钱。”周荣娟想给儿子买衣服，但俊哲说不要衣服，“给我钱就好了。”

“总觉得他很大的样子，做的事情都是比大人还大的事。”周荣娟感觉儿子离自己越来越远了，小时候，“他爸爸眼睛瞪他一下他都要吓死的。”

“那时候真的，又好笑又听话。”徐江平的手机里保存着儿子很多张照片，其中一张，是俊哲手拿碗筷，半靠着沙发吃饭，那时，儿子的胳膊干干净净的，“他手上哪里有这些东西。”他盯着照片看，好像回到了从前。

周荣娟不愿意别人把儿子定义为“坏孩子”，她拿来一个薄薄的笔记本，让记者拍，“你看俊哲这样的。俊哲的字很好的。”

实际上，在俊哲的小学语文老师蒋敏涛(化名)的眼中，俊哲虽不喜欢读书，但“蛮阳光”“大方”，“他不跟老师吵架，不欺负别人。”

俊哲的朋友小龙总结，江湖上的少年们，基本上都是被逼出来的，“有些人是因为穷，有些人是被人欺负太久了。”

俊哲说，他小学也经常被人欺负。直到初一，他还是1米4的小个子，坐在班级第一排。别人怼他，他打不过，就用嘴巴背地里骂，“那时候人怂话还多。”偶尔，周荣娟会发现回家的儿子有伤，徐江平听儿子说起过“被人欺负不敢说”，但似乎也并不是多大的事。文了身，俊哲感觉有了一层保护罩，“别人就会怕你。”

少年们总结出了生存经验，在学校，玩，不去读书，都不会管你，“只要不跟老师吵架就好。”被打，栋栋觉得跟老师反映没用，“老师就相信学习好的。如果是我的错，老师就一顿骂一顿骂，如果是他的错，老师就说一个巴掌拍不响。”丽丽也不喜欢老师，她觉得做什么都会被老师骂，“她要刺激我，说你要是不想读就别读了。我说不读就不读了。她说，那你这学期别来了。”于是，她真的不去学校了。

这些年，蒋敏涛教过很多“坏孩子”，文身是叛逆最明显的一种，她还见过各种“不正常”行为，有的喜欢在同学面前脱裤子，有的一碰就大哭、滚地，还有的喜欢手拿披风，在操场上疯跑。

蒋敏涛发现，这样的孩子不在意被批评还是被嘲笑，他们只在乎能被看见。她记得以前教过一个男孩，像一只随时防御的刺猬，和老师说话，歪着头，“(他说)你想干嘛，以前老师都不敢把我怎么样！”直到他在运动上赢得一枚金牌，才蜕去那层攻击性的外壳。

蒋敏涛与俊哲的妈妈相识多年，她感觉，藏在这个小孩心里的真正动机也是要“找到存在感”，“(爸爸妈妈)陪伴他时间太少，他想寻找另一种方式让他快乐。”

回家

这些年，徐江平一直忙着赚钱，没给孩子开过一次家长会。儿子读小学，他跟着村里人去江西，做消防器材生意，回到江山，他又搞起了化工生意。周荣娟开养生馆则常常要到晚上10点。

这让俊哲的初一班主任觉得，他俨然一个“留守儿童”。有时，俊哲晚上睡觉了，妈妈还没回家。小学时，俊哲开始迷恋打游戏。那时，他在班级排名中等，蒋敏涛发现他常常完不成作业，便把电话打到家里。他把老师的电话偷偷拉黑，事后，老师问起，他也不否认，笑嘻嘻地说，“是我干的。”

他在游戏里给自己取名“寂寞先生”，父母不让他玩电脑，他就让朋友守在家里，爸妈一来，就关机。到了初一，他的成绩开始排到中下等。这时，周荣娟发现，儿子不断带朋友去养生馆，“带回来孩子染头发，手上有那些东西。”

正是这些朋友将儿子带入了文身的世界。周荣娟因此时常自责，她总觉得，儿子变成这样，是因为自己开了美容养生馆，“到现在我都觉得有愧于我们家，都觉得那时候不去开店，有可能就不会这个样子。可是没后悔药的啊。”

生二胎后，她想好了，不工作，全职带孩子，不想让第二个孩子变成下一个俊哲。

但俊哲缺的，并不只是陪伴。他说在他的记忆里，留下的都是父母吵架的场景。

他记得有一次，因为吵架，父亲咣当一拳将门砸破了一个洞。他还记得，因为吵架，妈妈第一次哭，“那时候下大雨，我发高烧，我爸妈吵架，我爸去江西。我妈一直追着他车，我爸还是走。”

有时候父母吵起来，他去拦，拳头也会朝自己挥过来。

他对爸爸有着一种复杂的情感，他愤恨地提起父亲，但又时刻流露着对父亲的维护，“毕竟是我爸，血浓于水，别人揍我一顿我记着。他揍我我不会的，没有隔夜仇。”

他记得父亲常常带他去一家星级酒店吃饭，记得父亲教会了他打台球，教会了他认各种名车，他喜欢“我爸我爸”地喊，甚至还留着一个小男孩的天真崇拜，“我感觉我爸痞帅痞帅的。”

听见爸妈带记者去吃饭，他突然说了句，“真的？”“我爸妈都没有带我吃过。”那双眼睛突然暗了下来。

他在乎父母的看法，也在意自己在父母心中的位置。有了弟弟，他跟朋友调侃，父母是“大号废了练小号”。但又忍不住比拼得到的爱意，“我现在有个弟弟，我爸就偏爱我这边。我妈我就感觉有点溺爱我，从小到大就是这样。”

“我好久没回家吃饭了。”他说。

少年

儿子越来越大，个头越来越高，这位父亲承认，自己也无能为力了，当时粗暴的教育方式更是失当，“人家说小孩子是夸出来的，不是骂出来的，但是我没有这个耐心。”

暴戾的吼叫还会在某些时刻出现，但徐江平开始调整与儿子的相处方式。他带儿子去见朋友，朋友劝导俊哲，“下次等你18岁，阿姨带你去北京，文一个特色、有艺术感的，十几万块钱的那种。”他希望用这种方式劝说儿子暂时不要再去文身了。他觉得，等儿子成年，自然会放弃文身。

儿子调皮，从淘宝网买了两张，他不再拳脚相加，转而去拜访江西的一位监狱长朋友，告诉儿子事情有多恶劣，“感觉他听进去了。”

他对儿子仍抱有期望，想象哪天儿子可能会成为一个企业家，“好多老师会请他过去讲课，忏悔他之前为什么不好好学习。”不过他也准备接受儿子可能一事无成，他给儿子留了一套老房子，保证儿子可以娶妻成家。

无论如何，徐江平还需要面对留在俊哲身上的文身，徐江平打算继续给儿子清洗，至少要把裸露出来的半臂洗掉。

但俊哲不想再洗了。“我就感觉，读不读书少了一条路而已，条条大路通罗马。”

两代人的交汇之路仍遍布缝隙。俊哲想去酒吧当DJ，但爸妈不同意。徐江平为儿子的未来谋划的是另一条路：进朋友厂里，学化工技术，过个两三年，有手艺糊口，学好了，还能子承父业。徐江平觉得，正常来讲，“懂事的孩子(都会听话)。”

但俊哲不感兴趣。他觉得父亲不理解自己到底在想什么，“年轻人就应该做年轻人的事情。” 他想当网红，“感觉网红来钱快。”问记者，能不能把他的抖音微博“爆出来”，“搞不好，你报道，我成了网红，妈的，赚的钱比他还多，是吧？”

俊哲觉得，挣了钱就能向父亲证明自己，“他说，小徐，给我点钱啊。”他的手摆动起来，胳膊一掷，“我就，给你，给你！我就包个红包给他，8888！”

他的快手号叫“徐俊哲”。俊哲看过两个很火的快手号，想模仿他们：发段子，前面搞笑，后面传播正能量。比如，给环卫工人送东西，送爱心。“就……见证文身少年的蜕变嘛，因为我本来不是一个很坏的少年，在那些看我新闻的人的心中，我不是很坏的啊！”

俊哲觉得，只要成功了，“别人就感觉你文的是艺术品。”

他想以自己的方式得到认可。在他的规划里，“再过几年，我可能就要作出改变，要早睡早起，不像现在这么游手好闲。”

他身边的少年们也在期待着某种改变。丽丽说，“我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但我知道我错了。”丽丽觉得是爸爸妈妈没有管好自己，妈妈骂她，爸爸则偷偷给她钱，“(应该)狠狠地打我，太放纵了，爸爸太宠着我了。”而小龙告诉记者，爸爸从来没拉过自己一次手，那天，弟弟考了低分，妈妈说是被他影响的，让他“死出去”，“我人都傻掉了。”

俊哲说，“我自己都不了解我自己，不记得以前是什么样子了。”他玩着手机，露出一股忧伤又漫不经心的情绪，“可能我妈知道吧。”

周荣娟自然是知道的。在她的记忆里，小时候的儿子很乖很乖，有次儿子路过夜市，看到一双很漂亮的鞋，就买了下来，“他说妈妈，我给你买了鞋子”，周荣娟一看，是一双玫瑰红色的运动鞋，那是儿子用攒起来的零花钱买下来，送给自己的礼物。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见习记者 尹海月 来源：中国青年报

父母为何被称呼为“爸妈”，又被称呼为“爹娘”？

原作者 | 郑子宁

摘编 | 徐悦东

《中国话》，郑子宁著，后浪丨九州出版社2021年1月版

一种常见的说法是，全世界的语言中“妈妈”都是mama，因为这是人类婴儿最初能发出的声音。当一个牙牙学语的婴儿发出ma的时候，他最亲近的人，喜出望外的母亲激动地把这个声音当作婴儿呼唤自己，久而久之，代代相传，全世界的人类语言就把ma当成“妈妈”的称呼了。这个说法听上去很有道理，普通话中的“妈妈”自不必多说，英语虽然书面上写mother，但口语也是mum。

可惜的是，这个说法至少在中国并不灵验。

凡是看过清宫剧的人都会对皇子称呼皇帝的叫法印象深刻——“皇阿玛”，这是一个经典的编剧背离现实的案例。在清朝的满文书面记载中，对父皇一律称Han Ama，也就是“汗阿玛”，如果写汉文的话则是“皇父”或者“皇考”。“皇阿玛”不说绝对没有，至少也是难得一见的。Ama在这里指的是父亲，显然ma就不可能指妈了。在满文中，妈有eniye、eme、aja三个说法，第一个最常见，也就是清宫戏中常见的“额娘”。今天在东北一些早就不说满语的满族家庭里，还把爸爸和妈妈称作“玛”和“讷”——和传说中全世界都把妈叫ma可不一样。

人从出生到死亡，互动最多的就是亲人。因此，亲属称呼往往是一种语言最稳定的词汇，甚至在常用语言发生转换后，家庭内部也经常使用原来的亲属词汇，就像部分东北满族家庭那样。但与此同时，亲属称呼又会因为各种原因被替换，如在不少地方，传统上称呼父亲的“爹”就因为当代听起来比较土，被“爸”迅速替换。

如果时光倒回1000多年前，情况或许正好相反，比较土气的“爸”会逐渐被流行的“爹”所替换。

自远古传来的“爸妈”

自古以来，父亲在汉语书面语中一直写作“父”。今天在普通话乃至多数汉语方言中，“父”读fu，不过在上古时期，“父”的读音却更近今天的“爸”。这是一个从原始汉藏语时代传承下来的词，藏文中“父亲”称ཨ་ཕ（apha），缅文是အဖ（apha）。虽然汉语历史上语音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原本的“父”（音近ba）已经读成了fu，但是由于“父”使用频率非常高，在口语中保留了历史上的发音，因此才用另外一个汉字“爸”来表示这个古老的发音。与之相类似的则是“母”在口语中说“妈”。

这是个异常古老的称呼，甚至在汉藏语中的用场也绝不仅仅限于指父母。藏文很多名词带有原来表示父母的后缀，如“太阳”叫ཉི་མ（nyi ma），“月亮”叫ཟླ་བ（zla ba），效果近似汉语“太阳婆婆”“月亮公公”。在丽江的纳西语里，太阳则也是“女性的”/ȵi33 me33/。本就有自然性别的动物更是要带词缀，公猪要带表示“男性的词缀”称为/ bu21 phv̩33/，丽江南边不远处的剑川的白族人则把公猪叫/te̱21 po55/。在词语后缀中，剑川白语仍然保留了古老的“父”，尽管现今的剑川白语中称呼父亲已是/ɑ31 ti33/（阿爹）。

汉语中其实也有些类似的例子。普通话里有尾巴、哑巴、乡巴佬、结巴，而在山东、东北等地的方言里，还有呆巴、瘸巴、瞎巴、瘫巴、力巴（外行）、齁巴、抠巴、脚丫巴之类的词。不过这些词长久以来都是口语的说法，难登大雅之堂，在书面上出现得也晚，然而有理由相信，这样的词缀在口语里已有很长的历史。

如果穿越回宋代的中国，当时的语言情况会和现代大不一样。今天中国西南地区的汉语普遍比较好懂，但是宋朝的蜀地情况则大不相同。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当时的蜀语和蜀道相比也不遑多让，素有极难解的声名，与中原的开封、洛阳一带的语音大不一样，蜀人甚至把中原一带的语音称作“虏语”。

遗憾的是，这种蜀语已经随着元朝四川人口的剧烈变动灰飞烟灭，今天的四川方言和宋朝的蜀语传承关系很弱，而主要是明朝进入四川的汉语的后裔。

今天我们对宋朝蜀语的了解主要来自同时期的人。根据南宋苏州人范成大的记录，他当时路过了嘉州（今四川乐山）的一个渡口，渡口叫作“王波渡”。

范成大一定对“王波”是什么意思困惑不解，他赶紧询问了本地蜀人，当地人给他解释后，他才恍然大悟，为此他特意详细地写下了“王波”的来历：“蜀中称尊老者为波，祖及外祖皆曰波，又有所谓天波、日波、月波、雷波者，皆尊之之称。”在当时的蜀语中，加“波”是常见现象，一如今天的纳西语、白语、藏语。然而，从上古传承到现在的“父”，也并非从来都是一帆风顺。

范成大

“爷”是祖父还是父亲？

《木兰诗》在中国家喻户晓，“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被一代代中国人传颂。毫无疑问，花木兰称呼自己的父亲是“阿爷”。

今天在中国，除了“父”“爸”之外，用来表示父亲的主要有“爷”和“爹”。然而这两个称呼到底指的是父亲还是祖父，在各地差异很大。今天的普通话里“爷”表示祖父，“爹”表示父亲，这在北方地区比较常见。而在南方很多地方，情况则各不相同，如合肥把祖父叫“爹爹”，父亲叫“爷”；苏州、常州把爷爷叫“阿爹”，父亲叫“爹爹”。不过在宋朝以前，“爷”和“爹”只会指父亲。这两个字在中国古代的韵母并不是普通话的ie，而是ia，同一韵母的“斜”在“远上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一诗中和“家”“花”押韵。今天不少方言，如闽南话、客家话甚至在陕西的许多县里，“爹”“爷”的韵母仍然是ia。

《木兰诗》本是一首北朝民歌，它差不多是最早使用“爷”的文学作品。“爷”几乎是在魏晋南北朝时突然出现的，一开始甚至都无字可写，借用了“耶”，后来才加上了偏旁变成“爺”。东晋时代的书圣王羲之在给女儿的书信“二十七日告姜，汝母子佳不？力不一一。耶告”中曾经署名“耶告”，即“父告”的意思。几乎同一时代，“爹”“娘”也都同时出现。仿佛在几十年间，华夏先民突然觉得用了几千年的“父”“母”已经不敷使用，需要用别的词来称呼父母了。

王羲之是西晋北方高门琅琊（今山东临沂）王氏的一员，出生在北方，幼年时就随家庭南迁会稽（今浙江绍兴）。王家南迁并非是一般的迁徙，而是躲避战乱，和他们一起南逃的北方人数不胜数，王羲之书信中的“耶”字可能来自这些迫使他们家族南迁的北方草原民族。

王羲之有“耶告”二字的书法

自东汉以来，朝廷不断将北方草原民族内迁安置。进入三国时期后，曹魏继续内迁北族。到了西晋时，关中、并州（山西）都已经有大量的北族定居。此时东亚气候进入相对寒冷的时期，旱灾等灾害频繁发生。内迁已久的北族和从草原新南下的北族纷纷起事，最终洛阳被攻破，晋怀帝被俘，西晋灭亡，史称“永嘉之祸”。

此时来自中亚的粟特商人早已在中国经商多时。1907年，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在玉门关外的一座瞭望塔遗址中发现了几封粟特书信。其中一封是由当时居住在中国的粟特商人头领娜娜槃陀发给在康国（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的老板的信息通报。

纵使娜娜槃陀是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大商人，他写信时的极度恐惧在1000多年后仍然可以透过信札散发出来。

信的开头是一番恭维对方的套话。随后娜娜槃陀就以惊恐的语气汇报了他听到的信息：“……已经有三年没有一个粟特人从中国出来了……最后一个皇帝因为饥荒从洛阳跑了，他的宫殿和城市被放了火，宫殿烧了，城市毁了。洛阳没了，邺城没了。更糟的是……匈奴人控制了长安……他们昨天还是皇帝的臣民！剩下的中国人不知能不能把他们从长安、从中国赶走，或者他们会继续打下整个国家……我们老了，快死了，如果不是这样，我不会写信告诉你我们怎么样。阁下，如果我告诉你所有关于中国现在怎样的事——太惨了——你不会从那儿获得任何利润。还有，阁下，八年前我派了两个人‘入关’，距我最后一次听到他们的消息已经过去三年。他们之前还好，现在，自从厄运发生，我没有从那儿收到任何关于他们现在的消息。更坏的是，四年前我派了另外一个人……当他们抵达洛阳时，那里的印度人和粟特人都饿死了。我还派了一个人去敦煌……他在未经我许可的情况下跑了，他遭到了报应，被杀死了……”

这封信并没有抵达撒马尔罕，从发现地点来看，应该是被玉门关外的军士没收了。我们不知道娜娜槃陀后来究竟是设法摆脱了厄运，还是和当时的许多人一样死于战乱。这是一个天翻地覆的年代，几十年间，中国北方和巴蜀出现了十余个不同民族建立的地方，进入了五胡十六国时代。

一般的说法是，五胡包括匈奴、鲜卑、羯、氐、羌。娜娜槃陀的信件中提到的洛阳的沦陷应该指的是后赵石勒、石虎攻陷洛阳的事，石勒家族属于羯人。五胡都有着自己的语言，但是几乎都没有留下文字记录。现今我们对这些语言的了解几乎都只能通过汉文典籍中的只言片语。

粟特文2号、3号古信札

以五胡在历史上的影响力，今天留下的资料可以说令人惊异地少。五胡中氐人建立了仇池、成汉、前秦、后凉，羌人建立了后秦、宕昌、邓至。氐、羌的族源和语言都相对明确，属于汉藏语系，而匈奴、鲜卑、羯的语言就比较扑朔迷离。其中匈奴和羯的语言资料奇缺，虽然历史上有用鲜卑语翻译汉语典籍的记录，但是后来全部散佚，至今也没有出现过任何一本鲜卑语文书。

鲜卑语是南北朝到初唐时中国北方影响最大的北族语言。伴随鲜卑人建立的北魏统一北方，鲜卑语在北方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在军旅之中。不但鲜卑人自己说鲜卑语，北方许多行伍出身的汉人也学会了鲜卑语。如北齐奠基者高欢就是鲜卑化的汉人，小字“贺六浑”，明显是鲜卑语。因此在这些北族语言中，鲜卑语最有可能是“耶”的来源。

今天能确定意思的最大的一批鲜卑语词汇来自《南齐书》中的《魏虏传》，主要是一些北魏的官职名称。《南齐书》的作者是梁朝人萧子显，出身齐梁两代的皇族兰陵萧氏，是齐朝开国皇帝萧道成的孙子。萧子显从小在江南长大，平常不使用鲜卑语，因此他所记录的鲜卑语主要集中在敌国北魏的一些称呼方面：“国中呼内左右为‘直真’，外左右为‘乌矮真’，曹局文书吏为‘比德真’，檐衣人为‘朴大真’，带仗人为‘胡洛真’，通事人为‘乞万真’，守门人为‘可薄真’，伪台乘驿为‘拂竹真’，诸州乘驿人为‘咸真’，杀人者为‘契害真’……”

稍整理一下萧子显所知的鲜卑语，就可以发现鲜卑语明显把做某事的人称呼为“某真”，“真”前则是所担任的职务。这也为后人试图揭秘鲜卑语提供了最初的线索。

我们先来看看守门人“可薄真”——不过在破解5世纪的鲜卑人的语言前，我们可以先穿越到1000年后的奥斯曼帝国宫廷去看看。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是奥斯曼帝国曾经的首都。几乎每个去土耳其的游客都会慕名前去游览奥斯曼的王宫托普卡帕宫。在奥斯曼帝国时期，苏丹的女人们就居住在托普卡帕宫中，梦想着能在激烈的宫廷斗争中翻身上位，斗争的激烈程度不输中国古代的宫禁。在土耳其语中，托普卡帕宫是Topkapı Sarayı。Saray就是宫，Topkapı则由top（炮）和kapı（门）组成。在托普卡帕宫外院和内廷的分隔处也有一道门，外院是苏丹和朝臣议事的地方，而内廷除了太监之外只有苏丹一个男人可以进入。这道门的控制权由一个特定的高级太监掌握，在土耳其语中称作Kapı ağası，即“掌门太监”的意思。在今天的土耳其语里，看门人是kapıcı，其中-cı就是“做某事的人”的意思。

奥斯曼人的祖先是来自北方和中亚的草原游牧民族，他们在唐以后逐渐西迁，一路征服当地人，最终于1453年攻破东罗马首都君士坦丁堡，kapı正是他们一路从草原西迁带去的词汇。

在《大唐西域记》中，玄奘和尚描述了他所经过的一处叫“铁门关”的地方。他说：“铁门者，左右带山，山极峻峭，虽有狭径，加之险阻，两旁石壁，其色如铁。既设门扉，又以铁固，多有铁铃，悬诸户扇，因其险固，遂以为名。”铁门关位于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是古代乌兹别克斯坦进入阿富汗的交通要道。这道关口曾是兵家必争之地，我们也因此能够在蒙古草原上的毗伽可汗碑文中发现铁门关的踪影。毗伽可汗碑中提到突厥汗国拓境，东到卡德尔汗森林，西到铁门关。在碑文中，铁门关写作Temir qapïγ，后者即“门”。Qapïγ差不多是“可薄”最可能、合理的来源。

玄奘

然而另一些证据则说明，鲜卑语不大可能是一种突厥语。汉语的“真”以-n结尾，但是突厥语“做某某事的人”的后缀通通没有-n。譬如“老师”，在维吾尔语中是oqutquchi，在哈萨克语中则是oqïtwshï。要找到-n的线索，得在突厥语外寻找。

青海湖东岸的海东市民和县是中国土族最主要的聚居地之一，土族居住的地区历史上是吐谷浑活动的地方，吐谷浑为鲜卑慕容部的一支。

今天的民和土族说的语言非常有特色。一方面在基本的词汇上较为接近蒙古语，而在语音上则和青海当地的汉语方言趋同，几乎已可以用汉语拼音拼写，同时又吸收了不少藏语的成分。在民和土族语中，表示“做某事的人”正是qin，譬如“要”是kerli，“乞丐”就是kerliqin。土族语的-n在诸种蒙古语系的语言中并非孤例，蒙古语系一贯有一些词有时隐时现的-n，如在蒙古文里“舌头/语言”拼写为kele，但是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南边锡尼河的布里亚特蒙古族说的蒙古语中，这个词发音为/xələ̆ŋ/。这也很可能是鲜卑语中表示“通事”（即“翻译”）的“乞万真”的词源—蒙古文中，“通事”的拼写为kelemürči，而在突厥语中，“乞万真”则完全解释不通。

另一批证据则由鲜卑人自己提供。

北魏孝文帝时，鲜卑人自上而下进行了汉化改革，孝文帝改革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抛弃鲜卑姓，改用汉姓，并且以身作则把皇族的姓氏“拓跋”改为“元”。

改姓浪潮中不少鲜卑姓是直接采取音译方式选择了读音相近的汉姓，譬如“步六孤”改“陆”，“贺楼”改“楼”，“丘穆棱”改“穆”，但是很多鲜卑姓并无读音相近的汉姓，更改也不遵循这个逻辑，如“宥连”改成了“云”，“叱奴”改成了“狼”，“若干”改成了“苟”。

“云”“狼”“苟”算不上当时汉族高门常用的姓氏，不存在为了融入汉族高门攀附大姓的问题，语音又和鲜卑老姓并不相近，那么最可能的情况是，这几家鲜卑人选用了和自己的鲜卑姓意思相近的汉姓。而这几个姓都能在蒙古语里找到解释，蒙古文“云”为egülen，“狼”为činu-a，“狗”为noqai，这三个词都是他们的语言中非常基本的词汇。而在突厥语系的语言中，这几个词则根本对不上，如维吾尔语中“云”为bulut，“狼”为böre，“狗”为it，同鲜卑语毫无关系。

不过，鲜卑人比蒙古人登上历史舞台要早千年，从时间先后顺序上来说，鲜卑语显然不可能是从蒙古语演变而来。而从鲜卑语留下的词语来看，虽然和蒙古语有关，但是其语音甚至已经比元朝的蒙古文更加简化，显然也不具备演变成后来的蒙古语的可能性。只能说鲜卑语同蒙古语在更早的时候有同源关系。当鲜卑人南下中原时，蒙古人的祖先留在了草原，此后的千年时间，他们一直很不起眼，草原上突厥、回鹘、黠戛斯、奚、契丹、女真轮番登场，又逐个曲终人散，蒙古人的祖先一直在草原东部默默发展，直到成吉思汗时代统一蒙古诸部，成为新的草原和世界霸主。

成吉思汗

以鲜卑人在南北朝到初唐的巨大影响，如果中原汉人要从某种外语中引入亲属称呼，鲜卑语自然是最可能的首选。鲜卑人不但深度参与中原王朝的政治生活，而且由于定居中原的鲜卑人大规模汉化，隋唐时代的不少贵族家庭都有鲜卑血统，这也使得鲜卑语的亲属称呼可以通过这些家族的鲜卑亲眷流入汉语，并因为是贵族家庭的用语而向全社会扩散。然而我们关于鲜卑到底如何称呼自己亲人的知识非常少，目前所知的关于鲜卑语的亲属称呼包括鲜卑语把兄称作“阿干”，母称为“阿摩敦”，父称为“莫贺”，除“阿干”可能和“哥”有关以外，其他和隋唐中原流行的称呼并不一致。

事实上，就“爷”而论，鲜卑入主中原是4世纪末的事，可是4世纪初南迁的王羲之已经在使用“耶”了，因此要确定“耶”的来源还需要更加深入的研究。

“爹”这个称呼到底从何方来？

“爹”一词最早出现于三国时期魏人编纂的《广雅》。宋朝《广韵》中，“爹”字收了两个不同的读音，一个解释为“羌人呼父”，一个解释为“北方人呼父”。中国古代的“羌”涵盖了西部的众多汉藏语民族。今天在四川凉山的彝语中，当面喊父亲的一般称呼是/a34 ta33/，而在提到父亲时的尊称则是/a21 bo33/，和汉语“阿爹”“父”的分野几乎一样。

而在北方，“爹”的来源可能确实和草原民族有关。

唐德宗年间，回鹘汗国出现内乱。此时率兵战吐蕃不利的回鹘大相颉干迦斯引兵回国。新可汗在郊外边哭泣边拜大相说：“儿愚幼，若幸而得立，惟仰食于阿多，国政不敢豫也。” 颉干迦斯觉得可汗这么卑微地哀求自己，非常难过，也抓着可汗一起哭。根据《资治通鉴》的说法，“阿多”是回鹘语父亲的意思。可汗自称自己是儿子，认颉干迦斯为父，可见他不管是发自内心尊崇，还是迫于形势所逼，都完全不敢得罪这位大相。在维吾尔语里，父亲是ata，就是所谓的“阿多”。这个词在突厥碑文中的记载最早出现在8世纪早期的翁金碑上。当时并不是所有的突厥人都使用ata，在阙特勤碑中，父亲就写为qang。

相比父亲在不同地方有“爸”“爹”“爷”等不同说法，汉语在叫“哥”的时候却非常统一。例外情况大多和福建有关，闽南地区把哥哥称作a-hian，这是“阿兄”在闽南地区的发音。

随便翻开任何一本南北朝以前成书的古籍，你所能看到的“哥”都是“歌”的意思。从上古到中古早期，汉语中哥哥都说“兄”，几无例外。然而今天在全国各地，除了福建和从闽南迁出的潮州、海南方言，几乎没有什么地方会在口语中把哥哥叫成“兄”。似乎除了文化人在通信时互称“兄”表示尊敬以外，口语中的“兄”基本只出现在“弟兄”“兄弟”两个词中。

“哥”取代“兄”的端倪出现在唐朝，一开始出现在皇室的语言里。唐太宗李世民的弟弟李元名曾经对让他拜见尚宫的建议不屑一顾，直接说了句“此我二哥家婢也，何用拜为？”，而当时“哥”除了表示“兄”，也可以表示“父”，唐太宗给儿子李治的信件落款就是“哥哥敕”。

“父”“兄”不分的乱辈分之举并不符合汉语传统的亲属称谓系统。但是如果考虑唐朝皇室在南北朝时曾与鲜卑贵族大量通婚，这样的叫法可能就并不意外了。

称呼亲戚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汉语的亲属词汇分类相当细致，一个亲属该怎么叫要根据这个亲属和自己的辈分关系，是父系还是母系，乃至这位亲属自己或者某位其他亲属的年龄关系。即便如此，汉语亲属关系中仍然存在明显的不对称现象，父系男性要比母系或者女性亲属分得细一些。譬如父亲的兄弟要根据比父亲大还是小分别称作“叔”“伯”，但是如果是父亲的姐妹则统一称“姑”，而母亲的兄弟则统一称“舅”。而且辈分上，“姑”和“舅”也可以跨辈。

唐朝王建的《新嫁娘词》中间一首是：“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汤。未谙姑食性，先遣小姑尝。”这里的“姑”是丈夫的母亲，“小姑”是丈夫的姐妹。孔子过泰山，碰上妇人哭诉“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这里的一家祖孙三代都死于老虎，“舅”在这里指的是丈夫的父亲。

然而在不同的语言中，由于社会结构的不同，什么亲戚属于一类，什么亲戚需要分开是很不一样的。在泰国，对年纪比自己稍长的人均称พี่（phi），这个词在泰语中就是“兄”或“姊”的意思，这两个在汉语中严格区分的亲戚在泰语中用一个词表示。相应的，“弟”和“妹”在泰语中均为น้อง（nong）。这在从中国南方延伸到泰国的壮侗语系语言中是个普遍现象，在云南西双版纳的傣语中，“兄”和“姊”为/pi33/，“弟”和“妹”为 /nɔŋ11/。

壮侗语在对“母姊”“母妹”“父姊”“父妹”四个亲戚的区分上也和汉语逻辑截然不同。在汉语中，这四个亲戚是按照父系、母系两分，父系叫“姑”，母系叫“姨”。但是在德宏傣语中，“母姊”和“父姊”都称/pa42/，“母妹”是/la54/，“父妹”则是/ʔa33/。汉语中优先区分这四位亲戚属于父系还是母系，但是在德宏傣语中，则要先分这四位亲戚比自己父母年长还是年幼，年长的归一类，年幼的再根据属父系还是母系确定称呼。在四川凉山的彝语中，一个人对兄弟姐妹的称呼则和自己的性别有关。一个男性要区别称呼自己的兄/vɿ55 vu33/、弟/i34 ʑi33/，姐妹则统称/n̥i21 mo21/；女性则要区别称呼自己的姐/vɿ55 mo21/、妹/ȵi33 ma55/，兄弟则统称/m̥a21 ʦɿ55/。

中国古代的草原民族匈奴和鲜卑的亲属称呼，除了零星见于汉语典籍的几个外都已经无法还原。幸亏古代突厥人有在坟墓勒石以记录墓主功绩的习惯，我们今天才得以对古代突厥人的亲属称呼有比较系统的了解。在古突厥语中，一个重要的特征是辈分的概念和汉语很不一样。在古突厥语中“叔”和“兄”用一个称呼eči，已经出现了把比自己年龄大的父系男性亲属统用一个称呼的现象，这和“父”“兄”同称仅有一步之遥。

鲜卑人

事实上，在新疆东部的绿洲里，我们已经可以找到“父”“兄”转化的实例。今天的维吾尔语里aka是哥哥的意思，然而在吐鲁番南部的鲁克沁附近，aka指父亲。一个更具有普遍性的例子出现在哈萨克语之中，哈萨克语里父亲是äke，祖父是ata。和近亲语言如新疆西部的柯尔克孜族的语言相比，哈萨克语的父亲比较接近柯尔克孜语的哥哥（agha），祖父比较接近柯尔克孜语的父亲（ata）。

这可能和游牧民族的“还子习俗”有关，即长子会把自己的第一个小孩交给自己的父母（小孩的爷爷奶奶）抚养。自此这个小孩会把爷爷奶奶称作“父母”，而把亲生父亲称作“哥哥”。如果其他孙辈跟从这个年龄最大的孙辈的叫法，久而久之，本来用来叫哥哥的词就会转而指“父亲”，而本来指父亲的词就会改指“爷爷”。这样的传统可能在北方民族中由来已久。

北齐皇室受鲜卑影响很严重，根据《北齐书》记载：“（高）纬兄弟皆呼父为兄兄，嫡母为家家，乳母为姊姊，妇为妹妹。”南北朝后期，原籍山东琅琊的南渡家族后裔颜之推被西魏俘虏，迁回北方。当踏足家族两百余年前逃离的北方时，他发现北方人“……至有结父为兄，托子为弟者”，并对北方人辈分伦理的轻忽颇为吃惊。

作为南渡高门家族成员，早已南迁江南的颜氏家族和身边的士族交际圈显然都没有这种辈分错乱的迹象。当他们在4世纪从北方离开时，这种现象在北方并不普遍。在200多年间，中原地区受到了北族风俗的严重影响，以至于让回到北方故土的颜之推大吃一惊。乱辈的风气一直到唐朝都很盛行，唐朝皇室甚至身先士卒，不光“哥哥”兼表“父兄”，还多次出现收养孙子当作儿子的事。

“女郎”为娘

在“哥”“爷”“爹”纷纷登场的同时，母亲的称呼也发生了改变，一个新的词“娘”开始用来指代母亲，这个称呼在初唐开始流行。

在繁体字里，“娘”有两个对应字，一个是“娘”，一个是“孃”。严格来说，在唐朝时，前者一般指的是年轻女子，后者才指母亲。

“娘”的出现要早一些，隋之前的碑刻中已经出现了“某某娘”的人名。此后“娘子”是对女性的称呼。

莫高窟第98窟是五代时期敦煌的统治者曹氏家族修建的。洞窟墙壁上绘制了大量的壁画，主要是一些佛经场景的再现。在墙壁比较贴近地面的部分则是洞窟出资人——曹氏家族成员的画像，其中就有“故新妇娘子翟氏供养”、“故女第十四小娘子一心供养出适翟氏”和“新妇小娘子索氏供养”等数幅壁画。年纪较小的女性称为“小娘子”，年长的则叫“娘子”。

这种用法并不仅仅限于北方，唐朝乐府诗中有一类诗叫作《子夜歌》，据说是晋朝一位名叫“子夜”的吴地女子所作。传说未必靠谱，但是《子夜歌》所用的语言有大量的吴地特征，就算那位名叫“子夜”的女子子虚乌有，《子夜歌》也可算是吴地女子创作的产物。如“芳是香所为，冶容不敢堂。天不夺人愿，故使侬见郎。”，作者自称为“侬”，以“侬”为“我”至今仍然可以在浙江很多吴语中找到痕迹，甚至一直延伸到两广一带，像广西贵港的粤语仍称“我”为“侬”。在另一首诗“见娘喜容媚，愿得结金兰。空织无经纬，求匹理自难。”中则出现了“娘”，在今天江浙地区的许多吴语方言里，年轻的少女仍然称作“小娘”或“细娘”。

我们甚至可以在更南的地方找到“娘”的踪迹。

位于中缅边境的云南瑞丽是以前勐卯古国的都城。瑞丽的傣族女性一般称“朗某某”，这个“朗”并不是姓氏，而是加在女性名字前，表示对女性的尊称。“朗”实际上是德宏傣语（la: ŋ45）的音译。这个称呼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相当久远的古代。传说中勐卯国历史上曾经有位继承王位的公主“朗玉罕良”，她当时的都城位于“允朗玉”，即“二公主城”的意思。

和西南地区很多汉语类似，德宏傣语n/l不分，在德宏傣语的近亲缅甸掸邦的掸语中，这个词就是 （náang）。这是云南傣族、缅甸掸族、老挝老族和泰国泰族女性都非常常用的尊称，大约相当于汉语“女士”。而贵族女性的称号则往往还要在nang前后加一些其他成分，譬如缅甸第一位总统的夫人——木邦土司的女儿就叫“召婻哏罕”，“召婻”即“公主”的意思。

泰国王后的称号中，冠于名字前面的部分为สมเด็จพระนางเจ้า（Somdet Phra Nang Chao），其中也含有nang。泰国的泰族大约在晚唐到五代时从广西、云南南部南下至中南半岛。至迟这个时候，“娘”就已经进入了他们的语言中，因此在唐朝时，“娘”这个称呼已经扩散得非常广泛，从西北的敦煌到南方的广西、云南皆有使用。“孃”则是个早就出现的字，然而汉魏时期，这个字的意思是“烦扰”，是“攘”的一种写法。入唐以后用“孃”表示母亲的规模渐渐扩大，晚唐开始，“孃”“娘”渐渐有混用情况出现。

然而关于“娘”“孃”是如何突然出现的有好几种说法，一说“孃”来源于突厥语“你母亲”。在突厥语系的语言中，表示“你的”时在词语后面加上-ng，如维吾尔语母亲是ana，你母亲是anang。“娘”则是“女郎”或是“女儿”的合音。可是“孃”借自突厥语的说法却存在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突厥汗国在6世纪中期脱离柔然汗国自立，在攻灭柔然汗国后成为新的草原霸主。中原王朝始通突厥是在西魏大统十一年（545年），突厥在不久之后就成为中原王朝北面的心腹大患。然而整个突厥汗国和后继的厥、西突厥乃至后突厥都始终没有能够像鲜卑人那样入主中原，虽然不少突厥家族后来先后内迁在唐朝为官，但是比起鲜卑在中原的影响仍然微不足道。而且突厥汗国碑刻中母亲是ög，ana要到后来的回鹘时代才出现在文书里。

总而言之，中国人在从三国到唐朝的几百年间完成了一次亲属称呼的重新组合，旧的称谓消失或者暂时隐匿了，新的称谓出现。这次亲属称谓的变动一直影响到今天中国人如何称呼亲戚。然而，除了“哥”较为明确是鲜卑或者其他北族的称呼外，“爷”“爹”“娘”是如何在短时间内突然取代汉语固有的称呼仍然存在诸多疑团。

原作者 | 郑子宁

编辑 | 徐悦东

导语校对 | 王心

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