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作义八字(傅作义生辰八字)

谁是中国的特工之王

1956年，安徽芜湖的铁山宾馆来了一队人马，警卫们身穿便装，一看就精明能干、身手不凡，为首的却是个斯斯文文的戴眼镜老头，胖乎乎的身材，一看就是个不懂情报的胖子。

可是住下没多久，警卫们就突然发现，首长不见了。

大家蒙圈了，首长身边好几个贴身卫士，他腿脚不灵便，眼睛也很不好，他是怎么在大家眼皮底下突然消失的？

一行人找来找去，总算在马家巷1号的老房子前找到了。

此时的首长完全没了平日里指挥若定的样子，他佝偻着背，眼角含泪地看着老房子，一言不发。

原来，这里是首长的祖宅。

一个警卫问：首长你想家的话，为什么不进去呢？这时候，旁边的老同志才说：首长为了革命，变卖了所有家产，他在故乡已经没有家了。

这个一群警卫都看不住的老人叫李克农。

他视力奇差，却对万里外的军情了若指掌。他从未扛枪上阵，却带出了一支能深入敌后，毙敌无形的队伍，一生转战三千里，一剑能挡百万军。他在情报战线上和，和军阀，和日本人斗了几十年，就没有输过，每次交手，他都能在敌人的心脏牢牢打下钉子，神出鬼没。

大家好我是南瓜，今天咱们就来说说这个新中国的情报之王——李克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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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9月15日，李克农出生在安徽芜湖。

芜湖这里和外国通商很早，李克农的老爹在海关工作，薪水算很不错了，所以李克农一直能接受良好的教育，在当地一家有名的教会学校上学。

但到了18岁时，家里出了点变故，没法供他继续上大学了，只能让李克农找个厂上班。

初年，各种团体都流行办报纸，李克农就找了个小报社，从自媒体民工干起，陆续还真出了好几个十万加，在安徽火了一阵。

当时的中国社会，写文章的尽头是键政，是个键政人都会忍不住骂军阀列强。

李克农就一个没收住，怒骂当地军阀的苛捐杂税，文章还广受好评，被各种转发。

结果文章刚火，李克农的号就被夹了，人被丢到大牢里，要不是朋友们四处打点求情，李克农就被物理封号了。

出狱后的李克农懂了，现在是乱世，拿笔的干不过拿枪的，做自媒体救不了中国人，还是得搞政治运动！

1925年的中国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个是中山先生去世，噩耗传来，许多爱国的同学们都悲痛万分。

一个多月后，上海一家日资工厂枪杀了中国工人领袖顾正红，许多抗议的学生也被英国巡捕镇压，死伤无数，是为“五卅惨案”。

消息传来，芜湖的许多学生群情激奋，可火上浇油的是，他们读的学校都是外国教会办的，学校不仅禁止他们纪念中山先生和声援上海工人，还成天逼着大家对上帝祷告，接受学校的殖民教育。

学生们在几个领袖的带领下果断罢课反抗，李克农就是领袖之一，其中不少学生还气得从学校退学，不念了。

洋学堂很傲慢，整个安徽都没几所正规学校，你们不在我这儿读，难道自己给自己发毕业证？

可李克农还真就拉着几个小伙伴，找人筹款一起开了个学校，叫“民生中学”，他们自己调侃自己，说这里是他们这些退学好汉们的水泊梁山。

办学校，没有老师是不行的，听说了李克农的壮举后，一个叫王振武的军官主动请缨当体育老师，还带了帮朋友来捧场。

王振武以前是个革命党，刺杀过军阀马联甲，支持国共合作大革命，民生中学的许多老师，就是王振武带来的。

在大家的帮助下，民生中学顺利接纳了一大群进步学生。

1926年12月，李克农经朋友介绍，加入了中国，当时国共合作，李克农也有左派的公开身份。

但是1927年，蒋校长眼看要背叛革命了，各地暗流涌动。

芜湖这里的势力是由一群黑社会和地主组成的，是青帮的头目高东澄、马遇伯等人。

芜湖这边就让李克农打入一下敌人的内部，摸摸情况。

李克农当然是瞧不起这帮黑帮流氓的，但为了完成任务，你就必须比这些黑社会还懂黑社会。

李克农知道混江湖的最看中关系、人情，他就找到了青帮的巢县老乡，按道上的规矩，恭恭敬敬写了一张有自己生辰八字的门帖，让他转呈芜湖青帮领袖马遇伯。

马遇伯一看，左派来给我投帖，这是给我长脸啊，就准了，按照帮会规矩，开香堂，举行入帮仪式，收了李克农的红包。

在蒋校长要背叛革命之前，芜湖的青帮已经收到了消息，暗暗组织纠察队训练，等着把一网打尽，结果，他们的全城搜捕扑了个空。青帮的人完全没搞懂，到底是哪里漏了风。

一直到1928年，都过去一年多了，才抓到了芜湖当地的组织，这才知道了李克农的身份。

1928年1月28号一大清早，军警浩浩荡荡冲到“民生学校”里抓人。

李克农当天并不知道党组织已经被破坏了，他还和往常一样去学校，但是半路上李克农就发现了气氛不对，就格外留了个心。

走到大观山的时候，李克农刚好碰到了一个知道情况的校工，校工一见到他，就叫李克农赶紧跑，学校里面现在全是警察。

正谈话的功夫，一队警察正从大观山方向走下来。

电光火石之间，李克农立刻做出了决断，他平时为了保险起见，就一直穿着两套衣服方便必要时伪装。

现在他把长袍一脱，露出里面的短褂子，故意撤掉褂子上的扣子，再戴上校工的破毡帽，然后迅速往脸上衣服上涂了一堆泥巴、草屑。

几秒钟前还是学校老师的李克农，刹那间就变成了一个破破烂烂、浑身烂泥的酒鬼。

李克农拉低帽子挡住眼镜，一边哼着小调，一边摇摇晃晃地往外走。

外面路口等着抓李克农的警察们随便瞥了他一眼，就把李克农放了过去。

当时安徽省省长为了抓李克农，悬赏5万元要他的人头，警察们谁也没想到，五万元就这么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大摇大摆地溜走了。

远离学校之后，李克农又恢复到老师的装扮，直奔南京。

可是，就在南京下关，李克农迎面碰上了几个兵，这次没时间化装，对方一边鸣枪一边冲上来，李克农拔腿就跑。

本来，这一次凶多吉少，结果万幸李克农在逃跑的路上，一个拐角之后，碰到了之前学校的体育老师王振武，对方正在坐黄包车，一看就明白发生了什么，马上把李克农拽上车，这才躲过一劫。

几番辗转，李克农从的重重追捕之中逃了出来，和党组织联系上了。

这时候周总理在上海做了中央特科，的活动全部转入地下。

李克农在老家搞过学生工作，接触过三教九流，而且在上海又是生面孔，就被调来当特工了。

现在一提起特工，很多人会以为李克农他们在上海是这样的：

可实际上，因为李克农是跑路来的上海，钱早就花光了，跟另一个特工宋季仁俩人挤一个小房间。

两个人的早饭，是喝开水泡酱油加葱花，美其名曰“三鲜汤”。

宋季仁想去码头干苦力赚点钱，结果因为没交保护费，被混混一顿暴打，鼻青脸肿地回来。

等于说他们的特工生活，实际上是这样的：

当时上海文艺圈有两个搞电影的人，一个叫胡底，一个叫钱壮飞，在朋友的介绍下，三个人成了同志。

后来，在上海组建情报机关，周总理希望我们的人潜伏进去。

钱壮飞、李克农和胡底就陆续考了进去。

其他特务都是各干各的，还相互抢功，可这三人却相互帮衬，在领导面前唱双簧，把KPI越刷越好看。

为了适应内的风气，你就不能太廉洁，所以李克农专门花钱整了一整套家伙，出门西装革履金戒指，家里全套新款高档家具，看着就上流。为了不露馅，还绝不邀请他人来家里吃饭。

工作没多久，徐恩曾就觉得这个小伙子精明能干，让李克农当了特务股的股长，掌管全国的无线报务员，招新人当报务员的工作就全交给了他。

让一个负责报务员的招聘工作？这不是让赤井秀一当黑衣组织的HR吗？

搞到情报以后，负责和李克农搭档的宋季仁就想办法把情报送出去。

宋季仁公开的身份是李克农身边的伙计，负责送菜。

每天到了要传情报的时候，李克农就故意关上办公室的门，装作脾气很差的样子，对着宋季仁破口大骂。一会儿说你这个饭怎么烧的，这么硬？一会说你这个菜咸的要死，还想不想干了？！“蠢猪！”“笨蛋！”，声音大得整个走廊都听得见。

这时候就算有人想来找李克农，一听到里面李克农在骂人，当然就不好意思进去触这个霉头了。他们俩就在办公室里一边演戏，一边把情报整理好，稳稳妥妥地装到饭盒里。

宋季仁出来的时候，就装得委屈得不行的样子，有时候还故意挤挤眼泪，谁也不会怀疑什么。

有时候需要开会讨论问题了，他们就把找来的材料堆在办公室里，然后公开讨论，大声密谋，旁人要是问，那就是研究的材料本来就是我们的工作，有什么问题？

有一段时间，李克农发现，上海的公安局里，有一个叫邢子春的侦缉队长工作特别卖力，追捕地下党员时可以说是穷凶极恶，996是家常便饭，手上沾满了同志的鲜血。

李克农就想着，这人太危险了，怎么把他搞下去呢？

李克农想了想，就在上海租了一栋房子，先安排几个地下党住进去，然后在里面放上一些无关紧要的文件。

过几天以后，李克农故意给邢子春透口风出来，说哪里哪里有的人住着，抓到了一定能立大功！

但消息透露完之后，李克农又故意叮嘱他，让他别轻举妄动，放长线钓大鱼。

但李克农前面的说法已经把邢子春的胃口吊起来了，一听大功，这不是白花花的奖金？根本忍不住，没过几天就带着大批人马去抓人，结果当然是人去楼空，捡回来的文件一点用都没有。

上司知道以后，就以为是邢子春打草惊蛇，把他臭骂一顿，革职查办。

后来，查这个侦缉队长的时候，还把他查成了“奸细”，自己处决了。

这期间，很多人躲避的眼线到苏区，任务都是交给李克农的。

比如从苏联学成回来，就是李克农接应他从上海转南京再到苏区的。

其中最险的一次，是的特务都已经堵到大家的门口了，全靠李克农急中生智，让周总理穿了旗袍和高跟鞋，当着特务的面离开。

1930年，新军阀混战要结束了，蒋校长终于腾出手来准备围剿红军了。

然而，他还不知道自己的情报系统已经漏得像个筛子一样了，蒋校长第一次第二次围剿的战术刚制定好下发，那边就知道了个一清二楚，哪天进攻，分几路军，谁是总指挥等等等等，等于是游戏刚开场就开全图打。

可惜的是，顾顺章叛变之后，上海的党组织严重受损，龙潭三杰都没办法再做情报工作了。

长征时期，钱壮飞不幸在轰炸中牺牲，胡底被张国焘错误地杀害，龙潭三杰只剩下了李克农。

1935年，蒋校长连忽悠带骗，把张学良的东北军赶过去和红军拼命。

在九一八后，很多人都觉得，张学良对蒋校长言听计从，让他不抵抗就不抵抗，连东北老家都可以不要，真的无可救药。

但是我们的计划，是把张学良的人争取到我们这边，从内部瓦解他们。

这个任务当然就交给了李克农。

在这么多地下党组织里，满洲省委的规模最大，不仅有1400多潜伏人员，还能常年收到东北军中下级军官的“投共”申请书。

1935年9月，东北军110师被全歼，师长战死。10月，619团被全歼，11月，109师、106团骑兵大队又被打趴下。

出征2个月，东北军丢了3个师，不少人的心思就变了：那么多好兄弟没牺牲在抗日战场，还这么窝囊地死在内战，太不值了。

120名被俘的东北军军官，被一路押送到了陕北，看守通知大家明天集合，所有人都惴惴不安，以为明天八成要排队枪毙。

可等明天到了现场，四周没看到荷枪实弹的五百刀斧手，军官们刚落座，主持人就说欢迎大家来到陕北，李部长给大家准备了几个节目。

指挥一个手势，台上的演员们唱起了《打回老家去》。

听了两句，台下的军官们的脸上就挂不住了，仿佛看到了红军和乡亲们在他们面前厉声质问：

红军：他打过你吗？

东北军：打过。

红军：我打过你吗？

东北军：没有。

红军：你恨他吗？

东北军：恨。

红军：你恨我吗？

东北军花姐：不恨。

红军：那你不拿枪指着他！你拿枪指着我？

紧接着，第二个节目上来了，是话剧《他走错了路》。

故事的主角是一个东北军的团长，他从大学毕业，从军后练了一身好武艺，备受少帅的信任。

第二幕来到了1931年的沈阳，只听背景炮声隆隆，团长含泪看了眼被日本人占领的家乡，被部下架走了。

多年以后，团长意外碰到了混在逃难人群里的妻子，妻子对他倾诉家人在东北的惨状。

故事演到这，台下有个战俘扑通跪倒，嚎啕大哭。

这个战俘叫高福源，是刚被全歼的619团团长。跟话剧演的一样，他就是一位带着爱国热情投笔从戎的大学生，在长城上率部打退过日本兵。

他离开东北时没来得及带上自己的家属，现在家人留在东北受尽欺负，他担心不已，整宿整宿地睡不好觉。

眼前的话剧，简直和自己的经历一模一样。高福源看得潸然泪下，第二天就主动说，他愿意回去劝张学良一致抗日。

其实，这部剧那么有感染力并不是巧合，在这120人还在“入学”的路上，李克农就细细读了他们所有人的档案，梳理了他们经历中的共同之处。

那部《他走错了路》的剧本，是李克农根据这些军官们的共同经历亲自写的。你以为的巧合，是别人精心安排的套路。

高福源等人回去以后苦劝张学良，张学良终于下了决心，想要联合红军，一致抗日。

一开始，张学良还有点犯愁，我要怎么联系上呢？

结果手下告诉他，其实吧，挺好找的，您身边就有好几个，都跟您好久了。

看到张学良目瞪口呆的样子，手下继续出主意：只要您召集大家开个会，说自己想跟合作，很快他们就会报告延安，就会找人跟你联络了。

果然，他这边刚开完会，李克农的特使就到了。就是在肤施县的教堂里，张学良和李克农搭上了线，在身边留了个随时能联系上的渠道，后来西安事变的时候，李克农是这边第一个知道的。

抗战爆发后，李克农的情报团队有几个任务。

当时的宣传部门总是把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新闻夹掉，把抗日报刊给封号，还造谣“游而不击”，不想让老百姓去参加。

当时报纸甚至不许提“八路军”、“新四军”这两个词，只准叫第X路军。

那怎么办呢？

李克农就找来了地下党陈农菲，说我们的号开一个被封一个，我看干脆你直接潜伏到那儿，把他们的号变成我们的，他们总不能连自己号都封了吧？

当时，有个《金陵日报》，是好几个元老砸钱办的，可就是没有好的总编，报纸半死不活。

陈农菲接到命令后，就直接找到的国防部参谋长吕超，说兄弟我最近给《金陵日报》投简历，吕大哥你帮我安排下吧。

陈农菲之前因为“共谍嫌疑”被特务抓过，可他太有才，经过一通操作，他还是在宣传系统里当上了总编。

抗战开始那几年，打得极其混乱，经常有一支部队接到好几个完全相反命令的情况。

我们就寻思着，要不我们给他们上上课，教教打仗吧，再这么乱玩要GG了。

李克农就联系上了地下党谢和赓，谢和赓公开的身份，是副总参谋长白崇禧的机要秘书，管战略研究，正好要给白崇禧写文章。

李克农就给谢和赓找了一堆资料，让他写了篇《全民军事总动员纲领与展开全国游击战争之方案》，把我们和日本人游击的法子写了进去。

方案写完后，李克农做了第一次审查，然后转给了周总理校对修改，然后重新还给谢和赓交上去。

白崇禧和蒋校长看了文章，越看越觉得牛逼，下发给了全军学习，还把里面“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话当成自己的原创，到处跟人家显摆。

打仗教了，政治工作也不能漏了，在李克农的安排下，谢和赓又写了篇《军队政工与群众政工之关系》，继续给上课。

稿子一交上去，白崇禧又高高兴兴地让去集体学习了。

几次表现出色，白崇禧非常爱才，就想把谢和赓提拔成少将，让他当个师长啥的，可这样就不能拿到白崇禧的第一手情报了。

李克农着急了，赶紧让谢和赓告诉白崇禧：卑职不重官位高低，只想追随白长官左右。

在抗日战争时期，除了和斗，还要和日本人打情报战，虽然其中很多内容仍然是保密的，但从披露出的各种碎片还是能看出，李克农领导的情报战线对日本人依然有一定的优势。

当时日本人在情报战线上比蒋校长用功，为了打赢和八路的情报战，他们自己的中文都学得很不错。

那怎么让这些中文好的日本人都看不懂我们说啥呢？

美国电影《风语者》里，曾经讲述了美军是怎么把印第安土著语用来传密电的故事。

巧了，我们也有外人根本听不懂的“恶魔之语”！

李克农专门选了最难懂的温州话、湖北话等方言，设计了一套“方言密电码”，日本人就算破译出了汉字，也全是方言，完全get不到电报说啥。

同时，在情报员关露、张子羽等人的渗透下，在上海、香港建立的各种情报网，先后获得了100多份重要的绝密情报。

比如，1939年，英法企图对日妥协，准备把中国出卖给日本，史称“远东慕尼黑活动”。

可没多久，这消息就被截获，根据这些情报，教员写下了《揭破远东慕尼黑的阴谋》，揭露给英法当代理人的想对日投降的企图。

这篇文章后来被收入了毛选第三卷。

因为我们的情报工作做得太好，有时候潜伏进去的同志彼此都不认识，还闹过笑话。

当时著名的女明星、作家王莹也是地下党，在偶遇了谢和赓后，爱上了这个仪表堂堂、充满理想情怀的爱国青年。

但是，姑娘一想到自己的身份，就觉得这段感情没结果，黯然神伤，谢和赓你好好的有志青年，怎么偏偏是的人呢？

李克农知道了以后，就忍不住开始想办法了。

按规矩，情报系统是要保持单线联系的，如果跟他们透露相互的身份，是违反原则的。

但是，谢和赓当时是独居状态，那时候大家传统观念重，觉得没有家室的男人靠不住，可以随时跑路。谢和赓独居太久容易引起敌人怀疑，正好两个人互相都有意思，如果能撮合到一起就能互相保护。

有次和王莹见面时，正好谢和赓路过，李克农就拉着王莹和谢和赓一起，闲聊了好一阵子。

虽然李克农没点破，但三个人都是训练有素的老特工了，王莹一听就懂了，有些话李克农居然可以对谢和赓说，那说明谢和赓是自己人！就放心大胆地跟谢和赓表了白，两个人成了共度一生的革命情侣。

在李克农多年的经营下，中国的情报机关，从中央特科、政治保卫局，再到中央社会部一路升级换代，编织了一张覆盖全国甚至海外的大网。

在国统区的各大城市，有专门的城市工作部；在敌人的心腹地带，有敌后武装工作队，还有连接各根据地的地下交通线、秘密电台。

整个系统隐于人海，却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重庆谈判期间，为了弄清蒋校长邀请教员去重庆的真实意图，李克农就玩了一出无线电版的“周瑜戏蒋干”。

国共合作期间，蒋校长以“联络方便”为名，给延安派了两个联络参谋周励武、罗伯伦，蒋校长关于谈判的计划，都要根据这两人从延安传的密电来做准备。

经过特工们的观察，这两人一直在用密码给重庆发电报，他们以前参加延安的各种活动，衣兜里都鼓鼓的，像是藏了本小册子，很可能是密码本。

但最近几次活动时，他们衣服口袋都很空。再综合打扫阿姨的消息，他们已经习惯了把密码本存在房间了。

于是，李克农就派人组织了一次“郊游”，让大家带着周励武和罗伯伦去玩。

两人一出发，这边工作人员就开始疯狂复制密码本。可本子太厚没复制完，眼看旅游团该天黑回家了，特工们赶紧安排下半场，又组织俩人去县城看了戏。

很快，密码本彻底到手，蒋校长的私信马上曝光。

一封电报显示，蒋校长那边来不及做谈判准备，让两人确定教员会不会去；李克农就各种旁敲侧击，给这俩人放风表示“教员不会去”。

等这两人满心欢喜地把自己搜集来的“绝密情报”提交后，教员突然改变主意，拉着美军飞行员和外交官光速去了重庆，打了蒋校长一个措手不及。

到解放战争开打后，整个内已经是字面意义上的“天下谁人不通共”了。

蒋校长的“文胆”陈布雷，女儿是，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是。

96军军长吴化文，他的儿子、他的小舅子、他的副官都是。

四个小老婆里面，一个是特务，另一个是共谍，可特务那个小老婆，不管是情报能力，还是姿色、谈吐都远不及共谍这个，主业和副业全部翻车。

在这些七拐八拐的关系下，国防部出了啥命令，总是第一时间传到了李克农那，以至于解放军甚至会比部队更早知道他们上级下达的命令。

不过，发展的共谍太多，有时候也起到了一些反作用。

徐州剿总的直属汽车队全员投共，他们把7成运力用来给解放军运物资，3成帮运东西敷衍了事。

谁知道，他们这么个摸鱼法，居然还成了的运输标兵，因为正常的运输队，这会不是集体躺平，就是早就把汽车卖了卷款跑路。

淮海战役期间，美式轰炸机飞行员俞渤带着战友起义投共，想在找组织前炸个蒋校长给同志们助助兴。

结果轰炸机飞到蒋校长看演出的剧院上空时，炮弹怎么都丢不下去，俞渤只好失望地开着飞机走了。

解放后他才知道，是机场另一伙地下党以为他们要去炸解放军，事先破坏了投弹装置，才导致轰炸失败的。

1949年，新中国成立，李克农不仅继续领导着解放军情报部，还担任了外交部的副部长，参与了一系列的国际谈判。

抗美援朝的谈判工作，就是李克农去做的。

在谈判期间，担任代表的李克农身体非常差，经常在看资料时因为用脑过度突然晕倒。

每次上谈判桌前，李克农都会狠狠地吃双倍的止痛药，硬扛着跟美国人斗。

美国谈判代表想拖时间，故意不说话，磨志愿军的耐性。手下的人沉不住气，不知道美国人啥意思，李克农一看就懂，就给下面的人写了张小纸条，上面就三个字——“坐下去！”。双方就像车迟国斗法一样，互相一言不发地坐了132分钟。

另一次谈判时，李克农提前搞到了消息，知道美国人准备了长篇大论想发表。

李克农就建议朝鲜代表等双方一落座，趁美国人开口前马上喊休会。你甭管他美国代表想念的是什么小作文，我们就不能让他们得逞。

整个抗美援朝的谈判记录里，最长132分钟和最短的25秒，李克农都是见证者。

1955年授衔时，李克农成为了唯一一位没带兵上过战场的上将。

因为情报战线上的工作太繁重，老了以后李克农的身体很不好。

有一次，李克农熬夜工作时不小心摔倒了，摔出了脑溢血，记忆力被严重影响了。

按医生的要求，这时候不宜让大脑再高强度工作了，但李克农却不愿意听话。

1962年2月9日，李克农因为脑软化在北京逝世。

一直到整理李克农的遗物时，大家才知道，他在重病时坚持要干的工作，是整理一大堆厚厚的人事档案。

这些档案上的人，全是和李克农单线联系的特工，他们像风筝一样飘在世界的各个角落，连接他们和组织的无数条细细的线头，就抓在李克农手上。

他们每一个人给我们做出过贡献，所以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李克农不希望因为自己的记忆力问题，让这些“风筝”断了线，找不到回家的路。

他知道，当后人说起“李克农”时，讲的并不只是他一个人的故事。在他李克农的背后，是千千万万个为了胜利藏身黑暗的“隐形守护者”们。

虽然他们大多数人的壮举直到今天还尘封在保险柜里，但终有一天，他们的经历会从这些档案中走进我们的视线，而他要做的，就是为他们的贡献和故事，做一份忠实的见证。

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我们的英雄。

傅作义在建国后发展如何？他的女儿傅冬菊后来怎么样了？

说起傅作义，大家都应该很熟悉，很多影视剧都有关于他的形象塑造，而他为中国的抗日事业却是做出不小的贡献。

自1931年以来，傅作义主政绥远省数年，他执政期间，绥远经济发展稳定，不但国库丰益，部队的装备和给养也得到了改善，这为以后的绥远抗战奠定了很好的物质基础。

到了抗战爆发，领兵与日军对敌的傅作义，其指战能力也毫不逊色。

1940年的五原大捷，傅作义经过三昼夜的血战，歼灭日伪军达3400余人，不但收复了五原城，此战还击毙了一名日本中将水川一夫，战后傅作义荣获最高荣誉奖章“国光勋章”。到了抗战胜利以后，傅作义也升任为第12战区的司令长官。

而随着国内形势的逐渐变化，傅作义的心中所向也起了变化，在我党努力下，特别是他的女儿，地下党员傅冬菊的帮助下，傅作义终于选择发动起义，北平和平解放的成功，也促使了这座六朝古都免于战火的摧残。

建国后，傅作义发展如何？而在北平和平解放中做出巨大贡献的傅冬菊后来怎么样了？

新中国成立后，傅作义成为第一届政协委员，并且还担任其他一些职务，如绥远军区司令员、水利电力部部长。

傅作义可是新中国的第一任水利电力部部长，他这一干就是22年，为新中国水利事业的发展可谓是做出卓越的贡献，1972年，已经77岁高龄的傅老辞去部长的职务，两年后傅作义在北京病逝，享年79岁。

傅作义一生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傅冬菊是长女，有这样一位了不起的父亲，傅冬菊从小受到很好的教育，抗战时考入西南联大，也是在这时起，傅冬菊开始接受进步思想的熏陶和启蒙。

当初在父亲身边执行秘密工作时，其实也充满危险，有一次，与傅冬菊联系的几个党员被捕了，幸亏他们咬紧牙关，都没有叛变，傅冬菊的工作也一直得以坚持到北平的和平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傅冬菊担任天津《进步日报》的副刊编辑，后来调入记者部工作，到了八十年代，傅冬菊成为新华社香港分社的编辑部副主任。

1995年，傅女士离职退休，开始了平静的晚年生活，2007年7月2日，傅冬菊在北京病逝，享年83岁。

起义将领傅作义初任水利部长时无实权，毛主席获悉后亲自干涉

北平和平解放，傅作义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与傅作义谈话，问他建国后想干什么？傅作义当即表态说：大禹治水，利国利民，功在千秋，我愿意搞水利工程建设，更直接地为人民办些好事。根据傅作义的意愿，中央任命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水利部长。

傅作义的任命一公布，就有人不服气，讲怪话，说：“老革命不如新革命，新革命不如”。毛主席听说后批评说：你们哪一个人有本事，能把北平20万守军调出北平城，听从我们发落，使我人民解放军不费一枪一炮解放了北平城，保护古都不受任何损失啊！毛主席这样一说，各方的怨气都消除了。

尽管如此，傅作义刚任水利部长时，水利部领导中还是有人认为他是非党人士，有意贬低、刁难他。对他以部长名义批示的文件，有不同意的表示。因此，在刚开始的一段时间里，傅作义对所有文件在看过之后，不加任何批示，而是由某副部长批示，并形成惯例。傅作义并不介意这个。后来，毛主席发现水利部文件批文没有傅作义的名字，他就敏锐地感到里面有问题。

不久，毛主席在天坛公园遇到了傅作义，他和傅作义先谈了一些其它问题后问：“是不是我们内有人怠慢你？”

“哪里，哪里，您不治我的罪，我就已经感激不尽了。”傅作义诚恳地说：“我是水利问题的‘门外汉’，恐怕胜任不了部长工作。”

毛主席鼓励他说：“不懂你就学嘛！有问题你就去请教群众嘛。要边学边干，哪有天生的内行呀！”接着，毛主席又问傅作义：“水利部文件批文怎么没有你傅作义部长的名字？你在水利部当部长是不是有职无权？”

傅作义说，他工作忙，常外出，副部长批示也是一样的。毛主席听了没作声。很快，毛主席向周恩来通报了这一情况。

周恩来立即将此种不正常的现象专门批示水利部：大小事情，没有傅部长批示，一律无效！要让傅部长列席党组会议，并发表意见。

傅作义没有辜负毛主席的期望，在他担任水利部部长期间，多次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制定规定、指标，兴建水利工程，造福于人民。他每年用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时间，不辞辛苦，跋山涉水，下到全国各大中型水利电力工地，调查研究，检查指导工作。北起白山黑水，南至珠江三角洲，西自黄土高原，东到扬子江畔，几乎都留下他的足迹。

1950年举办引黄灌溉济卫工程，决定设置黄河水利委员会就是傅作义视察研究后决定的。此后他坚决贯彻毛主席“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指示，率领专家组勘查黄河中下游，了解黄河防汛情况，随后视察开封至花园口200多里的河堤，勘查黄河北岸引黄济工程（即胜利渠）渠首位置。然后赴潼关，乘木船东下，沿河查看黄河设想水库坝址，并着重研究三门峡水库问题。1957年，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举行隆重开工典礼时，他提出：黄河的根治与综合开发工作，是一个变千年水患为巨大收益，改变黄河流域自然面貌与经济面貌的不朽大业。为了造福后代，黄河的事情我们一定努力去做好！

在建设三门峡水电站时，傅作义从黄河下游一直视察到潼关。走到陕县，气温高达40摄氏度，坐着不动都是一身汗，他是年近花甲的人了，仍然不愿多休息一会儿，坚持按计划视察。他每到水利工地，不但了解工程情况，就地解决问题，还要看看工人住的工棚，民工的伙食情况，问寒问暖，关心群众的生活。他有胃病，需要少吃多餐，但他在出差时就带些馒头干，不时地嚼两口。

同时，傅作义还多次视察考察淮河，对根治淮河也做了大量工作。在他的主持领导下，我国水利事业有很大的发展。当别人赞扬他取得的成绩时，他总是说，旧社会坏就坏在那个制度、那个体系，想做的事做不成。新社会好就好在这个制度，在这个制度下，一切难办的事也能办成。

傅作义还始终关心着祖国的统一，他曾经多次以写信、发表谈话和写文章形式，召唤在台湾的旧友旧部回归祖国。1974年2月，傅作义说：“25年的历史充分证明了，我做的确实是一件最正确的事。我现在仍然要劝说你们，你们今天听不进去，但不久的将来就会听进去的，会相信我的话的。当时的奋斗目标是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而大陆解放仅仅20余年的短暂时间里，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已经把一个贫穷落后、受人欺凌侮辱的旧中国，一变而为崭新的、强大的新中国。”“台湾是中国人，台湾和大陆是同胞兄弟。为什么不能一块来干？为什么不能一起来分享光荣呢？”

傅作义为人诚恳大方，且平易近人，广交朋友。他家在海淀区原有一个很大的私宅，种了许多晚季的水果树，如梨、苹果、枣、桃、葡萄、核桃等等，收获的水果总派人送给领导同志、朋友们及身边的工作人员分享。

傅作义还经常在自已的私宅，用自已的钱请客，被请的人员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起义将领、友人们。毛主席对这种做法大加赞赏：拿自已的私产请我们大家吃饭，单凭这一点精神，就非常使人敬佩，试想我们中哪一个人能做到。

建国初期，傅作义曾住西城区小酱坊胡同27号，当时是他的私宅，1964年交给国家，国务院事务管局见房屋多年失修早已破旧，就扩建并修缮一新。傅作义先生住进后很过意不去，派秘书找国管局领导，谈自已的想法：我现在身体不好，不能为党继续工作，为人民服务，只能在家休息，国管局为我将房子修得那么好，我在海淀还有一处花园私宅，一个人两处住房，显得过于特殊，中央哪一位领导都没有个人别墅，海淀的房子我想交给国管局。这样对我政治上、经济上和思想上三方面都有利，对上学的孩子政治上的进步也有好处。

国管局将傅作义的请求，上报国务院后，周总理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批准傅作义的请求，但是讲明傅作义休息想去可以随时去。周总理批示大意是：傅的海淀别墅可以收回，但国管局要调查一下中央各部门有集体别墅的有多少所，应统一管理，进行调整。有的可留作集体休养所，有的可改办学校。在集体休养所中，应拨一所给高级人士作轮流或定期集体修养之用。当时，国务院是非常需要这部分用房。

1966年，傅作义先生两次致函周总理，要求将他的存款及部分财产上交国家。信中说：一、将银行现金存折7个共40万元送交国家。在我的有生之年，对于和我一起参加和平解放和起义的孤寡、老弱、伤残人员，还有些义务要尽，暂留下16万元，用不了的以后再交。二、将我家中现存的旧书籍、旧字画、旧餐具、盆花，出国公家给做的西服、皮大衣、外宾送的礼品及公家分配给用的沙发、地毯等一并交给国管局。三、现住房较宽，房多，工作人员多，暖气耗煤多，希望部、国管局考虑，最好能给我调换个小平房。这样既可以破一些旧习惯、旧风俗，也可以大大缩短与一般人民生活水平的差距，也有助于我和我的家庭破旧立新。

这些钱是傅作义解放前，开办工厂和贸易公司所赚的，这些钱主要用于编制外人员的开支、阵亡将士的抚恤以及创办学校等。毛主席批示：将款存入人民银行，仍归傅作义支配使用。但鉴于当时的混乱情况，国管局将其7个存折代为保管，但于1971年又送还他本人。不过，傅作义分文未动。

1974年3月5日，傅作义在养病期间，抱病写信给周总理，感谢毛主席、周总理对他无微不至的关怀，并再次要求上交1971年由国管局送还的7个折，共计人民币40万元，信中说：“我住院将近半年，身子是衰弱了。不能吃东西，支持生命的唯一力量，全靠精神，希望能见到台湾解放，祖国统一。我历史上犯过很大错误，您还抽时间来看我，我真是感激涕零！（周总理曾于1974年1月24日农历正月初二晚，前往傅作义先生住地小酱坊胡同，看望由医院回家过年的傅作义先生。周总理曾对傅先生说：你住北京医院很单调，可以回家住一住，并劝他安心养病。）1971年2月，您遵照毛主席‘把朋友的款发还’的指示，派人持函送还我上交国家的现金代存存折7个。在送还存折的同时，国管局服务处的同志把我上交的‘四旧’东西也送还。我又将送回家中的瓷器、银器餐具等一并交国管局的工作人员进行处理，包括金银、珠宝、首饰、字画、瓷器、古董等，送银行和工艺品进出口公司，经从厚估价，共折合人民币3142.54元，这钱我就不交了。前送还的7个存折共40万元，仍未动用，拟上交国家，请总理一定代国家接收。刘芸生（傅的妻子）虽然是家庭妇女，可是她也坚决主张把7个存折款交还国家。”

周总理接到信后，见傅作义的言词真切，态度诚恳，就命人把这部分钱收下，上缴国库。

1974年4月19日，傅作义在北京病逝。傅作义在重病期间，周总理曾抱病到医院看望，傅作义在昏迷中听说周总理来了，极力睁开眼睛，周总理亲切地握着他的手，深情地说：“傅先生，毛主席说你对和平解放北平立了大功！”再一次肯定傅作义一生中最大的功绩。

处于弥留之际的傅作义听后，嘴唇微微颤抖了一下，似想说什么，但是终究什么也没有说出来，一双病痛的眼睛里闪烁着泪花，久久望着周总理。但从表情上可以看出，他的心理是受到很大藉慰的。

傅作义去世后，23日下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为他隆重的举行追悼会，周恩来总理主持，副主席致悼词。毛主席及党和国家领导人均送了花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