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字的八字属性(一字的八字属性有哪些)

易学原委

作为一部蕴涵中华传统文化基因的元典，经过三千年的流传，《周易》是否具有唯一本义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情，却成了常常引起争论的问题。

否定《周易》具有唯一本义的研究者，实际上是把解释者的立场与文本的既成事实，把个体的卜筮案例与爻辞的解读混淆在一起。卦理如水，时变时新。从读者自身的角度，当然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认识，但不能说作者原本也是这个意思。作为一部经典，《周易》文本早已定格。其本义不会随着解读者的视角变化，也不会因为时代的变迁而改变。你知，或者不知，本义就在那里。

《诗经·车舝xiá》：“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止通趾。高山仰止是说攀登高山、翻越高山，而非仰望高山。“无尖不商”，尖指米面的添头，非指尖刻，更不能曲意通假为奸解释成无奸不商。类似这样脱离本义的流行误读，在易注中太多太多。张之洞《輶yóu轩转语·语学》：“望文生义，即或有理，亦所谓郢书燕说耳。”笔者认为，对古书本义的探索，是一个无限趋近的过程。即使不能完全契合，也不能放弃向99%精确度追求的努力。本书所致力的，就是忠实客观地展现《周易》的原本含义。

纵观先秦以后的易学史，从研究对象角度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周易》研究、易道研究、借易发挥。

《周易》研究是易学研究的基础，经文又是《周易》研究的根本，历代《周易》注疏均致力于此。《周易本义》《周易正义》等是其中的代表作。但众所周知，迄今为止，人们对经文的认识还是很模糊。

易道研究，是以易卦体系为工具，探索社会人文、自然科学的奥秘。研究易卦模型的内在数理规律，通过阴阳、五行、八卦、干支等认知工具建立的术数预测模型都属此列。在古代，此类研究具有经验科学的意义。而今，放到现代科学视野下，其舛chuǎn误日益明显。

借易发挥虽然只是借了《周易》的一个空壳子说事，但正如纪晓岚在四库全书易类总目提要中说的：“又《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易学在社会生活中方方面面的表现，也成为易学史难以忽略的组成部分。

本书的研究对象，仅仅是以上所说的第一类：《周易》研究。即读懂《周易》这本书，明确卦爻辞、64卦符号体系在书中的作用意义。后世流行的易卦数理、术数研究，与解读《周易》无关，本书不作涉及。在本义不明的情况下，易学现在需要的是化繁为简，而不是添枝加叶。通过后面的钩沉大家会发现，正确的易学观，只有在清晰理解《周易》本义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建立起来。

朱伯崑《易学哲学史》：“《周易》自身有它的本来面貌，而各时代的易学都反映了易学家所处的那个时代的面貌。因此研究易学哲学史必须打破旧的经学史家从卫护周孔之道的立场评论各派易学的陈腐观念，要将各派易学及其哲学放在其所处的历史条件下去考察，并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态度评判各家理论，因为各派易学及其哲学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其对《周易》经传的理解包括文字方面的注释，打上了时代烙印，在研究中更应注意其逻辑的和历史的演变过程，不能以后人的注解代替前人的思想，更不能以今人的观点比附古人的思想。要做到这一点，就要熟悉各时代的历史，包括哲学和文化思想发展的历史，仅凭各家对《周易》经传的注疏，是难以完成这一任务的。”

不单是研究易学哲学史如此，本义研究也需要这样的思维。纵观各时代的易学成果，多与其时代思潮有关。研究本义，就要分清本义研究与时代解读的区别，通过理清这些思想的来龙去脉，去分清各种易学认识产生的历史时序，从而削蔓去枝，回溯到写作《周易》的年代，与作者的思维同频。

理清易学发展史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历史证明，错误的易学史观严重影响着我们对《周易》的解读。河出图、洛出书的八卦起源说；仰观俯察的伏羲创立八卦说；夏《连山》，殷《归藏》，周《周易》的三易说；文王益八卦为六十四卦的重卦说。这些问题重重的传说，先验地设定了《周易》基于八卦而来、卦象乃《周易》的重心、文本依象而成这样一套有违历史事实的伪命题，把解《易》者引入了歧途。使得虽然三千多年来无数智者皓首钻研，却离本义越来越远。

下面，就根据考古资料简略梳理一下真实的易学发展史。

人类文明是个渐进发展的过程，万物皆灵的图腾文化是原始社会产生的一种早期文化现象。之后，随着自我意识的增强，人类有了推断未来吉凶祸福的需求，占卜便应运而生。据现有的资料考证，中国最早成熟的占卜形式是以龟卜为代表的骨卜，骨卜发源于渔猎时代，盛行于公元前三千五百年至公元前五百年。在这其中的相当一段时期，龟卜占有主导地位，由最高统治阶层垄断，代表神灵的意志，王权的意志，被笼罩上一层神秘的面纱。

龟卜是一种用火烧灼龟甲取兆以占吉凶的问卜形式，由专门的卜官操作。卜问前须先选龟做甲，然后打磨整治，钻孔凿槽，占卜时用特制的燋炎灼龟甲钻凿处，直至生成裂纹，得兆之后将结果书契记录，整理存档总结。整个过程缜密细致，体现了时人对龟卜的高度重视。

朱伯崑《易学哲学史》：“从殷人的龟卜到周人的占筮，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即春秋时期韩简所说从龟象到筮数的过程。同是迷信，二者相比，有两点不同。其一，钻龟取象，其裂痕是自然成文，而卦象是手数蓍草之数，按规定的变易法则推衍而成。前者出于自然，后者靠人为的推算。其二，龟象形成后．便不可改易，卜者即其纹，便可断其吉凶。但卦象形成后，要经过对卦象的种种分析，甚至逻辑上的推衍，方能引出吉凶的判断，同观察龟兆相比，又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和更多的思想性。这两点都表明，占筮这一形式的形成和发展意味着人们的抽象思维能力提高了，卜问吉凶的人为的因素增加了。就这一点说，从殷人龟卜到周人的占筮是一个进步。”

筮占是一种用蓍草演绎取数来推断吉凶的问卜形式，是筹算在术数上的一种拓展应用，所以必然是在算筹计算法较为普及后才产生的。《左传·僖公四年》曰“筮短龟长”，即筮占的历史比龟卜短许多，笔者认为筮占出现的上限在殷商中期。

筮占比之龟卜，有许多优越性，是一种更为先进的占卜技术。

从材料上说，《史记·龟策传》：“蓍百茎共一根，又其所生，兽无虎狼，草无毒螫……蓍生满百茎者，其下必有神龟守之，其上常有青云覆之。”蓍草与龟一样都被古人视为神物，符合卜筮介质的要求。另外，由于资源的限制，无论兽骨还是龟甲，都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问卜需求。而筮占只需数十根蓍草，并且可以重复利用。所以，既能避免对大龟和大牲的滥杀，又能维护占卜神秘性的筮占，在当时成为龟卜的升级换代品。

从方法上说，龟卜纯属机械操作，由筮法演绎数字卦，则需要揲算者进行一定的计算。这种有意识利用数学运算来卜筮的方法，要比灼烧裂纹的龟卜更有技术含量，更具有迷惑性。

从兆象上说，龟卜的兆纹直观，吉凶意义明确，解读者基本是在照本宣科。筮卦的数字则意象宽泛，组合繁复多变，解读者拥有很大的发挥空间。

关于筮法，现存最早的记录来自《系辞传》：“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捋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捋而后挂。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

按照大衍筮法，最后取得的数字是6789，其中69为变爻，78为静爻。而出土的早期数字卦常见数字是1456789，没有变爻，这说明《系辞传》中的大衍筮法已经是演变成熟后的产物，并非原始筮法。

《清华简·筮法》中有一段关于爻象的记录，“凡肴象，八为风，为水，为言，为飞鸟，为肿胀，为鱼，为权迵，在上为醪，下为汰。五象为天，为日，为贵人，为兵，为血，为车，为方，为忧惧，为饥。九象为大兽，为木，为备戒，为首，为足，为蛇，为曲，为玦，为弓、琥、璜。四之象为地，为圆，为鼓，为珥，为环，为踵，为雪，为露，为霰。”将此与大衍筮法参证，我们可以推断出早期筮占是通过简单的揲算求数得出多个数字的数字卦，然后根据筮数的意象进行推算演绎，数字本身并没有静、变的意义。这种直接以单个筮数取象断卦的方式，与后世根据八卦组合取象断卦的方式相比，更具原始性。

自从张政琅在1978年提出数字卦假设后，许多研究者认为数字卦是阴阳爻卦符的前身，笔者也持这种观点。

根据目前出土的文物，可以比较清楚的看出从数字卦到阴阳爻的演变轨迹。早期数字卦出现的数字比较多，到湖北天星观楚简（公元前340年前后）时期的数字卦已经减少到“一（七）、六、八、九”四个数字。王家台秦简（上限为公元前278年）则只剩下“—、∧”两个符号。这两个符号在《系辞传》中称为刚柔，是阴阳爻的前身。阜阳双古堆汉简（汉文帝时期）卦符为“—、八”，马王堆帛书（约抄写于汉文帝初年）卦符为“—、┛┗”，都已经是明显的阴阳符号。

这说明，早期的64卦体系只是将六位数字卦按照奇偶原则归类简化，并没有将数字符号化，直到战国中晚期易学者才完成用二元爻符描述64卦的符号化工作。时代越往后，数字的抽象程度越高，卦符形式越接近最终定型的阴阳爻符（—、- -）。

目前出土的数字卦已经有数百例，绝大多数是六位结构，也有极少数三位、四位、五位乃至更多位的结构。由筮法可知，数字卦的位数，是根据揲算次数约定的。六位数字卦是一种揲算六次的筮法一次成型。至于为什么最后筮占定型为六位数字卦，笔者认为是古人根据无数次实践经验确定的。其它或者过简或者过繁，六位获得了最大的认同，仅此而已，没有什么玄虚。

以十个数字组成的六位数字卦是个庞大的组合，将这么复杂的排列简化为奇偶二元性质的六十四卦，这中间非有一个关键人物的天才感悟才行。

文王年轻时对龟卜和筮占都很熟悉，又在盛产蓍草的羑里囚困了七年，时间、条件、能力、心境都具备，再加上三十年后周公以64卦为架构写作《周易》爻辞，并将以六十四卦体系为基础的筮占替代龟卜作为王室主要占卜手段，以及传说中周文王与《周易》的密切关联，都在指向这个人非周文王莫属。

总之，与传统易学的看法不同，笔者认为，文王对易卦的贡献不是重八卦，而是整理六位数字卦。也就是说，司马迁所谓的文王“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史记·周本纪》）的错误的，文王实际上是运用数字的奇偶性质将当时数不清多少组合的六位数字卦简化为六十四卦。

需要说明的是，文王利用数字的奇偶性质简化数字卦组合排列的做法，仅是借用奇偶二元分类的性质进行数字归类，与后来阴阳观视角下的阴阳爻六十四卦是两码事。

1.《周易》作者

周公，姓姬，名旦，也称叔旦。文王姬昌第四子，武王姬发之弟。史载其主要功绩为辅佐武王灭商建周，在武王病故后摄政七年，平三监之乱，营建东都洛邑，封建诸侯，制礼作乐。周公还政成王三年后，在丰地养老，不久得病去世。笔者认为，《周易》应是周公在丰邑养老这段时间写作。该书后来由王室入藏，作为卜筮专用书和王室子弟的深造教材。

2.文化背景

《史记·齐太公世家》：“武王将伐纣，卜，龟兆不吉。风雨暴至，群公尽惧，唯太公疆之，劝武王，武王于是遂行。”

《通典》：“周公曰：‘今时逆太岁，龟灼告凶，卜筮不吉，星变为灾，请还师。’太公怒曰：‘今纣刳比干，囚箕子，以飞廉为政，伐之有何不可。枯草朽骨，安所知乎？’乃焚龟折蓍，援枹而鼓，率众先涉河，武王从之。遂灭纣。”

很明显，周公早年是相信占卜的，但从后来摄政期间的作为可以看出，在武王和姜太公的影响下，在经历和阅历日益丰富后，周公深刻认识到占卜只是统治阶层安定人心、给自身行为寻找合法性的一种手段，而非天命神启。如此，以周公晚年的思想境界，自然不会去以卜官的视角写一本纯粹的卜筮工具书。

其实不单是周公，后世的执政者对术数的认识也大多是清醒的。比如《淮南子》：“为愚者之不知其害，乃借鬼神之威以声其教，所由来者远矣。而愚者以为禨祥，狠者以为非，唯有道者能通其志。”《李卫公问对》：“太宗曰：‘阴阳术数，废之可乎？’靖曰：‘不可。兵者，诡道也。托之以阴阳术数，则使贪使愚，兹不可废也。’”

3.作《易》目的

从卦爻辞典型的文学特征，卦爻辞之间明显的内在逻辑，卦序的人为编排而非以数理排序，都表明《周易》是一种文学创作，而不是筮辞堆集；64卦之间逻辑关联，而不是各自独立。

周公摄政后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奠定周朝的万世基业。封邦建国，建立了政治制度；制礼作乐，完善了宗法制度；施行井田制，建立了土地制度；人文教化方面，在《大诰》《多士》《召诰》《洛诰》《无逸》《立政》《康诰》《酒诰》《梓材》等应时即事性质的政论文献中，周公以殷商的灭亡为前车之鉴对宗室成员进行告诫，其心系社稷的殷殷之情可见一斑。

以上成就虽然可观却总有意犹未尽之感，那就是还缺少一部系统总结阐述他思想的著作。笔者认为《周易》就是这样一部凝铸周公思想精华的结晶，也是他对后辈的谆谆告诫和期许。

殷商灭亡的教训需要总结，文武二王开创历史的卓越功勋需要铭记，周公对政治、人生的深邃思考需要传承。采用什么形式才能满足这种集记史、述理、表功、明道于一体的需求呢？

六十四卦，是文王在羑里时的创意演绎，对于周人具有特别的意义，推广六十四卦，也是对文王永久的纪念。六十四卦模型，具有足够的空间来展示以上内容。六十四卦的六位结构，能很好的承载分段式逻辑叙述的需求。所有这一切，都使得以六十四卦为创作架构这个选择自然而然。

占卜是时代文化的主流，周公不迷信占卜，但他明白利用占卜维护人心的重要性，明白利用卜筮的形式进行教化更容易让人接受。龟卜有书，但那是殷商的，周朝要有自己的卜筮典籍，这是作为一个新朝代的文化需要。由上各种原因，为文王创立的六十四卦系辞，借筮记史说理，全面阐释修身齐家治国理政之道。《周易》于是作焉！

总之，《周易》虽然是文学创作，却有意识的借用卜筮形式，并且运用于卜筮，只为顺应那个时代神道设教之需也。可用于卜筮却不是卜辞堆集，只因为作者是周公。

《周易》爻辞分开看，是作者为子孙后代留下的一个个智慧锦囊。合起来看，是一部历史记录，是一整套经纬天下的思想体系。其结构有三个基本特征，构成了《周易》的写作体例，也成为我们读《易》的三把钥匙。

1.六段论

《周易》采用的六十四卦模型，是以六位卦为基本单位。六爻结构在《周易》中最基本的意义是六分法，即将一件事分成六个阶段进行演绎和分析。初代表开始，二代表入门，三代表小成，四代表提升，五代表大成，上代表结尾。六爻六分六阶段，何时何位何选择。也就是说，六爻位是爻辞的坐标，从初到上六个爻位之间具有逻辑递进关系，爻位是爻辞的时空背景。所以爻辞要放到爻位中去理解，要有坐标思想。

《系辞传》在分析爻位性质时有个统计结论：“二多誉，四多惧，近也。”“三多凶，五多功，贵贱之等也。”当我们知道六爻的六段论性质后，就能知其所以然。二爻就像刚参加工作的小伙子，应多加鼓励，故多誉；四爻就像一把手的副职，地位敏感，故多惧。三爻就像单位的中基层干部，常处于矛盾焦点之中，故多凶；五爻就像单位的一把手，运筹全局，抱负得展，故多功。爻位的毁誉功过，是其所处时位的表现。吉凶是表象，时位是本质。

由于六爻的六段论性质，所以爻辞往往具有一定的共性。比如乾卦初爻的“潜龙勿用”，说的是潜龙，对学习阶段的人，初生的事物也都适用。但在对共性进行应用解释的时候，应分清自我代入与爻辞在《周易》文本中意义的区别。

以六段论视角看六爻最主要的启发是避免把爻辞当作不相关的卜辞辑录，去孤立的望文生义。每句爻辞，都是一个整体表述的其中一部分。每句爻辞，都是一个大故事中的一个小情节。

2.两卦一对

两两相对不单是《周易》卦符排列的基本特征，更是《周易》主题结构的基本特征。因为不论文本内容还是卦符形式，《周易》六十四卦都是两两对偶组合。作者从两个角度立体阐述主题，目的是避免单一视角，避免片面的看问题。

从整体上看，奇数卦是主视角，奇数卦之间的逻辑是《周易》的主线。偶数卦是辅视角，偶数卦是对奇数卦的辅助说明。正所谓奇干偶枝，奇数卦就像树干那样从上到下贯穿全文，形成一个完整的逻辑链。偶数卦就像树枝那样丰富着文章的内涵，使主题的阐述更加深入全面。

从细节上看，因为爻位共性主题相对的特点，每组奇偶卦相同爻位的爻辞具有关联性，是呼应的。所以我们读《周易》的时候，对应的奇偶卦应该互相参照，其相同爻位的爻辞也应对应互参。

从来源上看，甲骨卜辞中，同一件事情有从正反两个角度卜问的特点，比如卜雨的对贞：①不雨。不其雨。（续4.19.2）②其雨。不雨。（续4.7.4，4.15.7，4.21.5）③雨。不其雨。（库974,1017）卜辞的这种思维习惯，与出土数字卦中大量两卦一对的卦例是一致的。笔者认为，《周易》两卦一对结构的设立，正是受到对贞问卜这个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

3.卦团

《周易》是一部将纪传史事与对政治、生活事理的解析相结合的政史论著作，所以具有一般纪传体叙事的结构特点，即叙事的阶段性。结合其用卦符作为目录架构全篇的特点，这个叙事规律可以称之为卦团特征。

所谓卦团，就是对那些卦序相连、主题相近卦的一种归类组合。

从时间上分，武王史事的上经大致可以分为成长、立业、灭商、执政四个卦团。文王史事的下经大致可以分为成家、立业、崛起、隐退四个卦团。

从内涵上分，武王史事的上经大致可以分为修身、治国、平天下三个卦团。文王史事的下经大致可以分为齐家、治国、平天下三个卦团。

详细的卦团分析见下章，兹不赘述。

4.读《易》三阶

一本书的写作会有一个排篇布局，先是拟定总思路，再分解到章节，通过文字详细表述。读者则相反，是先接触到章节的文字，然后通顺文意，提炼主题。所以完整解读《周易》要经过三个阶段：字词训诂，文句释读，主题贯通。

文字训诂是难点，也是基础。由于汉字有一字多义项的特点，所以只靠训诂会有其局限，必须放到文句中才能确定具体的含义。再加上《周易》采用的是以事喻理的写作方法，如果不知其主题文理，只在字词表象层面探究就无法深入领会作者真正的意指。卦序、对偶卦、六段论乃全书架构之要旨，所以，字词要靠爻辞句子定位，爻辞要靠六爻坐标定位，六爻要靠卦的主题定位，卦的主题要靠卦序逻辑定位。这样环环相扣，字义不脱离句意，句意不脱离爻意，爻意不脱离卦意，卦意不脱离全书逻辑。层层印证，文理贯通，才能真正读懂《周易》。

1.篇目安排

《周易》64卦分为上经30卦，下经34卦。上下经内容各自独立。1、3、5……29，31、33、35……63这些奇数卦是逻辑主干；2、4、6……30，32、34、36……64这些偶数卦是奇数卦的辅助。其中，1、2卦乾坤，是上经的概要；63、64卦既济未济，是下经的总结。

从历史发生的时间顺序看，是文王在先，武王在后。所以按照先下经后上经的次序阅读，逻辑上更通顺一些。但从写作的角度，武王是开国之君，有定鼎之功，所以《周易》先述武王功业，然后追忆文王事迹，有其现实意义。这种由近及远的安排，也符合古人祭祀时先祖灵位依次在后的礼仪。

2.卦序逻辑

《周易》卦序最主要的特征是两卦对偶，古人很早就知道这一点，但对其内涵却一直认识不清。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孔颖达在《周易正义》里的一段话：“今验六十四卦，二二相耦，非覆即变。覆者，表里视之，遂成两卦。屯蒙、需讼、师比之类是也。变者，反复唯成一卦，则变以对之。乾坤、坎离、颐大过、中孚小过之类是也。且圣人本定先后，若元用孔子《序卦》之意，则不应非覆即变，然则康伯所云：‘因卦之次，托象以明义’，盖不虚矣”。

认为易辞是卜筮之辞的辑录，卦的次序之间，爻的次序之间没有逻辑关系，是古人读易的盲点。也是孔颖达和韩康伯只把“二二相耦”看作卦符形式上的特征，而不认为文本内容上具有对应意义的原因。

实际上，卦序是《周易》的整体框架，更是文本的时序，一旦打乱，就会影响现有主题的表现。卦序是解读《周易》的关窍所在，不可不慎重对待。

3.内容梗概

《周易》是以商末周初那段兴周灭商的历史为背景，以周文王、周武王的生平事迹为主线，阐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政治理念。

（1）上经梗概

上经描写周武王灭商建周的历程，展示了牧野之战前后的一系列历史事件以及周武王的治国方针理念。

乾坤是上篇的总论。1乾，概括武王的成功之路；2坤，指出成功源于智慧和德行。

正文从少年时期开始起笔，屯蒙两卦写学习教育，即修身阶段。3屯，从学生角度写学堂生活；4蒙，从师长角度谈教书育人。

学业完成，就要走向社会。从需到否八个卦，是立业八卦。立业，相当于修齐治平中的治。自身有成，家国富强，是走向世界，平天下的前提。5需，写参加工作，历练自我；6讼，详解职场的处事准则。作为王族子弟，应文武双全。7师，写行军打仗，沙场建功；8比，论述带兵制胜的要领。打完仗，就要班师了。9小畜，写战后开展经济建设；10履，写如何应对战后复杂的国内国际局势。经过前面的锤炼，姬发终于走向成熟。11泰，从姬发的角度写接班之路；12否，从文王的角度写怎样顺利交班。

继位之后，姬发开始筹谋灭商。从同人到蛊，是灭商六卦。同人、大有是广角镜头。13同人，广交盟友，分化殷商；14大有，指出此时应放宽心胸，团结更多的力量。谦、豫是近距离特写。15谦，描绘姬发在灭商进程中的领袖风采；16豫，展现姬发在关键历史节点的战略运筹。牧野鹰扬，席卷天下。17随，从姬发的角度写入主朝歌，平叛建周；18蛊，从武庚等殷商遗胄的角度写逢此巨变时的政治抉择。

打下江山后，就是如何坐江山了。从临到大过，是执政十卦。19临，写武王君临天下； 20观，指出治理天下应明察慎裁。下面4对卦从不同方面展述武王的执政理路。21噬嗑，依法治国，建立国家的法制体系；22贲，以德治国，建立思想道德体系。此两者相辅相成，是武王治国的基本方针。国家治理的关键在于吏治。23剥，从武王的角度写从严治吏，建立良好的政治生态；24复：从官吏的角度写修身自律，批评与自我批评。经济是国家的命脉。25无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26大畜，放开手脚，大踏步发展。税收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收入形式和来源。27颐，借饮食写税赋政策；28大过，阐述税负原则，指出苛捐杂税的危害性。

史载武王灭商两年后因积劳成疾病逝。29习坎，写武王病难；30离，写对武王患病的因应。

上经的逻辑简表如下：

（2）下经梗概

下经描写周文王创业奠基的历史，展示了岐周崛起和殷商守成之间大国搏弈的激烈交锋。上经开头谈过学堂教育，所以下篇直接从婚恋入手。咸到睽八个卦，是成家八卦，讲从恋爱到婚姻这个齐家的主题。31咸，描写少男少女情窦初开的恋爱过程；32恒，指出恋爱应专一有恒。谈对象有一定规律技巧。33遯，写如何追求女孩；34大壮，指出男方要积极主动。关系确定后就面临谈婚论嫁。35晋，写婚礼仪俗，六礼成婚；36明夷，提示婚典筹备的注意事项。婚后就是居家过日子。37家人，从主妇的角度讲持家之道；38睽，指导主妇如何处理家庭矛盾。

成家之后就该立业了。从蹇到升八个卦，是立业八卦，讲主人公从参加工作到事业有成这个立业的主题。39蹇，写姬昌到边区艰苦创业；40解，写面对困难披荆斩棘，勇于开拓。有了成绩，受到提拔。41损，写姬昌进入朝廷，砥节修身；42益，阐述为政处事，笃志砺行。正待大展宏图时，殷王文丁杀季历。43夬，写商周决裂，殷军攻周；44姤，具体描述两军交锋，周人坚贞不屈。商军的入侵导致周族溃败。45萃，写姬昌竖起旗帜，重聚人马；46升，描述姬昌救亡图存，东山再起。

趁姬昌羽翼未丰，帝辛将之拘禁以打压岐周的发展势头。困井两卦，是文王被囚禁的七年，事业跌入低谷。47困，描述姬昌七年羑里之厄；48井，借井的修缮疏通比喻营救姬昌的过程。

脱困后，姬昌下决心灭商。从革到旅八个卦，是振兴八卦，讲岐周重新崛起的过程。49革，写岐周变革图强，壮大国力；50鼎，写改革的具体方针措施。国力强盛后，姬昌开始对外用兵。51震，用雷霆之势比喻军事行动，以一场完整的战役一语带过历时六年的征战岁月；52艮，描述具体的战术运用。肃边清患的目的达到，就可以收兵了。53渐，写战后恢复，修生养息；54归妹，指出应逐步与交战国化敌为友，重塑邦交。至此，岐周终于崛起西陲。55丰，小结岐周走向鼎盛之路；56旅，借商旅之事比喻崛起过程中与殷商的外交博弈。

岐周的强势使殷商不安，帝辛率师伐周。从巽到小过六个卦，是韬隐六卦，讲姬昌审时度势决定战略妥协。57巽，写岐周受挫，退让求存；58兑，写劣势下的外交努力。签订条约后，就要履行。59涣，写姬昌接受制裁；60节，写姬昌忍辱负重，应对制裁。战略潜伏期间，小不忍则乱大谋。61中孚，写姬昌退隐田园，韬光养晦；62小过，指出此时应克己慎行，蓄势待机。

最后两卦是下篇的纲要。63既济，回顾文王一生的功绩；64未济，总结文王的战略思想。

下经的逻辑简表如下：

总之，上下经都可分为三个阶段，即修（齐）、治、平。治与平是上下经共同的主题，修与齐则各讲了一个。其中成家八卦贴近生活，通俗易懂，由此入手可以较快掌握《周易》的写作架构。灭商六卦是整个故事的高潮，准确把握这六卦可以深入理解《周易》的主题背景。

1.演绎八卦

人类的认识既有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规律，也有由复杂到简单的抽象演绎之路。说八卦比六十四卦简单有其道理，说八卦比六十四卦更具有抽象性也有其道理，关键是从哪个角度看。

角度不同，结论也就不同。传统易学关于六十四卦由八卦相重而来的说法，其实只是六十四卦内含的一种数理逻辑。但是，是否也存在先有六十四卦，再从中抽象出八卦的认识模式呢？只靠逻辑推理，主观论断，是无法下定论的。只能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模型内在的逻辑规律并不等同于人类对这个模型的实际认识路径。要考察八卦和六十四卦孰先孰后的问题，最终还是要看历史证据而不是靠带有主观倾向的逻辑推理。

龟卜在夏商的盛行，以及西周之前没有八卦应用史料的事实，都在告诉我们伏羲画卦以及三易的传说并不可靠。现有最早涉及八卦象数体系的资料，上限在大约公元前700年。鉴于资料会有所缺失，可以适当往上延伸100—200年。再多就不合适了，因为晚商至成王时期，历史大事件集中，出土文物和史料都很丰富，却没有任何八卦象数的信息。笔者推断，八卦象数体系是周共王到周宣王期间的周王室卜官在研究《周易》时发明的。

八卦象数体系晚于《周易》诞生，所以我们遍览《周易》全书都找不到八卦的影子。最基本的反覆卦结构，也是六爻整体的反覆，与八卦无关。后人从六爻卦中发现八经卦的存在，并建立了一套象数学说，这属于易占研究，而非《周易》本义研究。从认识论角度，八卦体系是对六十四卦深入认识的结果，有其进步意义，但如果把这种创新说成是《周易》的源泉，甚至以此认识为基点去解读《周易》，就本末倒置了。俞琰《读易举要》：“卦变之说用之占法则可，用之解经则不可。”这是明鉴之语。其实整个八卦学说都是这样，用之占法则可，用之解经则不可。

朱伯崑《易学哲学史》中说：“对卦爻象和卦爻辞的解释，从《易传》开始，便存在着取象说和取义说的对立。取象说是取八卦所象征的物象解释《周易》中的卦爻象和卦爻辞。取义说是取八卦和六十四卦卦名的涵义，解释卦爻象和卦爻辞。如对乾坤两卦的解释，取象说则以乾为天，坤为地，或以乾为阳气，以坤为阴气；而取义说则以乾为刚健，以坤为柔顺。这两种说法，在《易传》的体系中是并存的，而又互相补充。可是汉朝以后，这两种说法逐步发展为两大对立的学派：象数学派和义理学派。这两大流派，无论是对《周易》经传文字的解释，还是对其理论的阐发，都具有自己的特色，而且展开了长期的论争。如汉代的易学，主流为象数学派；魏晋玄学派的易学则属于义理学派。宋易中邵雍易学为象数学派，而程颐的易学则属于义理学派。也有些易学家则调和两派的观点，但也各有偏重。如唐朝的孔颖达偏重取象说，宋朝的朱熹则偏重取义说。不仅如此，同一学派中，又分化为不同流派，互相争论。”

传统易学解《易》，不论取象还是取义，都是以八卦为基础，认为卦爻辞与八卦有关。区别在于一个是取八卦之象，一个是取八卦之义。其实，取义说追求的那种卦象背后的意义，是对具体物象的抽象概括，属于一种特殊的象，以卦义代替卦象本质上与取象说并没什么不同，都没有摆脱观象系辞说的误导。

观象系辞说立论的前提，是八卦远早于《周易》就已建立成熟的取象体系。在此思维指导下，八卦是《周易》的源头，古人可以通过八卦观象写出卦爻辞，那么今人也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感悟通过八卦观象写出新的卦爻辞。在坚持观象系辞说者的眼中，卦象是主要的，爻辞是可变的，可以因人因时而异。可见，《周易》的卦爻辞是否具有唯一性，研究《周易》应该把重心放在文本上还是卦象上，这类基本方向的问题，都与对八卦与《周易》孰先孰后的认知紧密相关。八卦是道槛，两种解《易》视野，两重易学天地。

2.阴阳入易

朱伯崑《易学哲学史》：“阴阳学说是由道家倡导起来的。而儒家的代表人物，从孔子到孟子都不讲阴阳说。《论语》中无阴阳辞句。孟子是战国中期的儒家大师，《孟子》中亦无阴阳说。儒家的典籍《中庸》，是孔子的孙子子思的作品，其中亦无阴阳说。这说明战国中期以前鲁国的儒家学者，并不以阴阳为一种范畴解释事物的性质和变化。”

阴阳观初成于春秋末期，在战国中期才被引入易学用来解释《周易》。文王推演的奇偶二元数字卦不能等同于阴阳爻卦符体系，它只是基于对数字奇偶性质的朴素认识，与春秋战国时期哲学意义上的阴阳观不可同日而语。

爻符的演变经历了数字——奇偶——刚柔——阴阳的过程。将阴阳观念引入《周易》是传统易学完成德义乃至文化精神转换的重要步骤，更是对易卦认识质的飞跃。阴阳观是引入解释《周易》的概念，并非《周易》本身就有这个思想。所以庄子“《易》以道阴阳”的命题从《周易》本义角度是不成立的。恰恰相反，战国以后的实际情况是“阴阳以道《易》”。

爻符与爻符的关系，爻符与爻位的关系，是卦符本身具有的性质。对符号内在性质的研究，不能与卦爻辞的解读混淆在一起。关于用阴阳观解《易》的谬误性朱伯崑《易学哲学史》中做过客观的阐述：“（各种爻位说）往往结合起来，解释某一卦的卦义和卦爻辞。哪种说法说得通，就用哪种说法，可以看出，爻位说是春秋时期的取象说和取义说的发展。取象和取义不足以解释卦爻辞的吉凶，则以爻位说加以解释。此说的理论意义是，认为卦象、爻象同卦爻辞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为了说明其间的联系，当位说解释不通，则提出应位说，应位说说不通，则以中位说解之。中位说说不通，又以趋时说补充之。这些不同的解释恰好证明，卦爻象同卦爻辞之间本没有必然的联系。……为了维护贵族等级的隶属关系，思想家们都提倡尊卑有序，君臣父子夫妇各正其位。这种观念表现在筮法中，即以尊者为阳，卑者为阴，阳居阳位则吉，阳居阴位则不吉，即《彖》《象》提出的当位说，卑者应顺从尊者，不能凌驾于尊者之上，此即承乘说。尊者要靠卑者侍奉，卑者要听从尊者的指挥，此即应位说的出来。”

也就是说，阴阳解《易》之所以能够流行，是因为这种理论能够维护封建社会的政治、生活秩序，被统治阶层接受并大力推广，而不是因为阴阳思维是《周易》的本源。

3.《易传》解《易》

《十翼》，即通常说的《易传》，一般认为是孔门子弟解释《周易》的著作，主要文本形成于战国中后期。但其中《小象传》不涉阴阳八卦，紧紧围绕爻辞文义解说，与其他《易传》风格迥异，应与《周易》创作年代相去不远，要与《易传》其他篇目区别对待。

朱伯崑《易学哲学史》：“《易传》和《易经》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传是对经的解释，但其解释，不是《易传》的作者凭空臆想的，而是战国以来的社会政治、文化思想发展的历史产物。同《易经》相比，《易传》的显著特点是将古代的卜筮之书哲理化。此种解易的倾向，开始于春秋时期，到了战国时代，随着哲学流派的形成和发展，便形成了以《易传》为代表的解易著作。《易传》解经，就其对筮法体例的论述和对卦象和卦爻辞的解释说，都企图从哲学的高度加以概括。儒家的伦理观念，道家和阴阳五行家的天道观，成了《易传》解易的指导思想。《易传》实际上是哲学著作，有自己的理论体系，成为战国时期一大哲学流派，在易学史和哲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汉代以来形成的各种解易的哲学流派，都可以从《易传》中找到其思想的渊源。《易传》的作者虽然属于儒家，但其观点并非只是来于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这同儒家的大师荀子一样，其哲学思想反映了战国时代哲学发展的面貌，并非孔孟正统派。将《易传》的思想皆归之于孔子，是汉代尊孔论的偏见。”

传统易学认为，《周易》是卜筮专用书，《易传》是哲学书，孔子改造了《周易》，将一本粗糙的卜辞辑录升华出微言大义。《帛书·要》：“予非安其用也……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这个表白说明，孔子也被《周易》的占卜应用形式迷惑，认为自己的德义发挥是对《周易》经文的提升和超越，从而错过了从本义角度认识《周易》的机会。

读一本书正确的方式，是先读懂其原本的意思，然后结合当下，融会运用。这种阅读的次序不能乱，不能越过对本义的理解而去直接应用，那样只会是以一知半解生搬硬套。对本义的理解是根本，不懂本义，看到的就只是些皮毛，或者自以为是的东西。历史上那些学宗孔子的《易》著都是如此。在这种似是而非基础上展开的所谓《易》用，也只是借了《周易》的一个名义而已。

近两千多年的传统易学其实是植根于《周易》，生发于《周易》，没有《周易》就不会有后来的易学。后人往远古找依据，弄了许多传说，比如伏羲八卦、河图洛书、连山归藏，结果把易学搞成八卦学，《周易》反而成为次要甚至可有可无的附庸。这个曲解使传统易学研究一直虚浮无着。

《系辞传》主要的意义是从《周易》特别是64卦符号体系中发展出了一套哲学认识。《系辞传》所说的“易有大恒，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只是一种认识上的演绎，而非客观发生的事实。

按照传统易学的思路，笔者认为易学史的实际脉络是：巫（远古，图腾）→骨卜（四五千年前，商代龟卜为代表）→筮占（商代中期，数字卦）→64卦（周文王整理数字卦，公元前1069年左右）→《周易》（周公，公元前1036年左右）→八卦（卜师，公元前800-900年）→阴阳观入易（战国中期）→易传（战国中晚期，《周易》儒学化、哲学化）→五行入易（战国晚期）→汉代象数易→魏晋之后义理易→宋代易图说……

其中商朝中晚期的数字卦筮占阶段，是以筮数取象解卦。西周中期八卦产生后，开始了一段筮数取象与八卦取象并行的阶段，直到战国中晚期阴阳爻开始逐步取代筮数后，八卦取象才完全取代筮数爻象成为观象解卦的正宗。

《周易》成为儒家经典更是比大家通常认为的要晚许多。朱自清《经典常谈》：“孔子只教学生读《诗》，《书》和《春秋》，确没有教读《周易》。孟子称引《诗》，《书》，也没有说到《周易》。 《周易》变成儒家的经典，是在战国末期。那时候阴阳家的学说盛行，儒家大约受了他们的影响，才研究起这部书。那时候道家学说也盛行，也从另一面影响了儒家。儒家就在这两家学说的影响之下，给《周易》的卦、爻辞作了种种新解释。这些新解释并非在忠实的、确切的解释卦、爻辞，其实倒是借着卦、爻辞发挥他们的哲学。这种新解释存下来的，便是所谓的《易传》。”

以上所述与传统易学教科书上的易学史最大的不同就是八卦产生的时间。八卦如同《周易》研究的岔路口，不同的八卦史引导着不同的易学观。

以八卦解《易》的，会走观象系辞之路；不用八卦解《易》的，会以历史的眼光重新审视《周易》文本的内涵。根据笔者的研究，《周易》的诞生，是商周之际周公等先贤理性认识的结晶，这一超越时代的理性之光仅仅照耀了不到百年就被卜筮湮没，转折点就是八经卦的发现。自从八经卦被应用于解卦后，卜筮解卦就逐渐脱离《周易》文本，而更注重八经卦的意象组合。这是卜筮思维的进步，但也是《周易》本义研究走向迷失的开始。如果说易学史沿着这条路取得了一些哲学上或者其他方面的成就，那也是意外之“喜”。

传统易学角度的易学史，实质上是术数史。这与笔者提出的以《周易》为原点的易学史是不同的。在笔者眼中，《周易》是易学的源头，而《周易》的创作与术数无甚关系。《周易》的本义并不难理解，之所以两千多年来一直迷雾重重，虽然与当初周王室的传承走样有关，但更与后来的研究者缺乏正确的易学史认识有关。路走错了，所有努力都是白费。

《周易》并非什么神秘的先知神启之作，也无法做到准则万类，昭示过去未来。其文本虽然借用了当时流行的卜筮语言和形式，但作者已经超越了的认知层次，真正的用意是以六段分析模式为架构熔铸古今经验，继往开来。所以我们读《周易》当用平常心。去神，去象，去卜。三去才能近其真义。下面就以革鼎这组对偶卦为例，简述读《周易》的基本思路和方法：

奇卦之间的主题是逻辑递进的。革是第49卦，前面的第47卦困，写姬昌羑里之难。这七年，岐周群龙无首，政务荒疏，军事上更是备受欺凌。所以姬昌脱困回来后，首要任务就是变革图治，强军兴邦。这就是革鼎这组卦所处的时义。从普遍意义上说，一个国家，如果不能与时俱进，长期积弊就会造成政务壅塞，国力疲衰，这时只有大刀阔斧地改革才能振兴。

初九：巩用黄牛之革。象曰：巩用黄牛，不可以有为也。

巩，本义是用皮革捆东西，使牢固。出发前先用牛皮带把行李货物捆扎结实，防止路上掉下来。这是比喻在推行改革之前，要先做好各项基础工作。《象》曰“不可以有为也”，在没有做好准备的时候，不要妄动。

那么，应怎样准备呢？鼎初六就指出来了：“鼎颠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把鼎倾斜，以便清理沉渣。小妾因为生儿子而得到重视。这是比喻把不适合的人剔除，把能干的人提上来。推行改革需要人才，要让能者上，庸者下。再好的政策也需要良好的执行者去落实，才能收到好效果。

人事准备就绪后，就等启动改革了。于是进入第二爻。

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巳的本义是成熟待产的胎儿。巳日在古人心目中是个除旧迎新、除邪求福的日子，在此就比喻时机成熟。时机成熟就要动手改革，要勇于开拓，不要犹豫不决。

但是，改革之初，即使是高层，也会有人不理解。即鼎卦九二所谓：“鼎有实，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仇qiú，本义同伴。在此指和自己搭班子的同事。同事不能与我一起拾掇食材（制订新法）。《象》曰：“我仇有疾，终无尤也。”是说同伴虽然开始不理解、不支持，但随着改革的推进，他们终究会转变认识，投身到改革大潮中来。

第三步，就是如何推进改革的问题了。

九三：征凶，贞厉。革言三就，有孚。

“征凶”，强行推进有危险。“革言三就”，改革方案应多向民众征询意见，以便不断完善。

鼎卦九三指出了“征凶”躁进的后果：“鼎耳革，其行塞。”鼎耳坏了，不能移动，比喻改革遇阻难以推进。

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在攻坚阶段，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甚至犯一些错误。四爻指出面对失误应有的态度。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孚，信用、原则。出现失误时应勇于认错，诚恳地纠正错误。

鼎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这是从反面描写假如不“悔亡”，有错不改的严重后果。改革就会失败，乃至失去民心。

只要尊重规律，切实改革，改革就必然可以推行下去，那么改革成功的标志是什么呢？

九五：大人虎变，未占有孚。

在高位者做事变得虎虎生风，即使不占问也知道改革卓有成效。朝政面目一新，行政效率大为提高也。

鼎六五：“鼎黄耳金铉，利贞。”指出在经历四爻重挫后是如何渡过难关使改革取得成效的。

用黄铜做鼎耳，用金属做鼎铉。把前面导致鼎耳革，鼎折足的不利因素都解决掉了。比喻将关键岗位都换成有担当、能做事的人。

最后就是改革的成效。

上六：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征凶，居贞吉。

五爻是大人物的改变，上爻则是大众的改变。一般公务人员的作风形象焕然一新，平民百姓也投身到改革大潮中来。比喻改革深化落实，全国上下都调动了起来。

鼎上九：鼎玉铉，大，吉。无不利。

这是描写成功的喜悦。用玉铉打开鼎盖，丰盛，吉祥。大家一起享用丰盛的改革成果吧。

历史在古人那里是大事，专门设有史官记录。周公本人更是极为看重历史，比如在还政后，周公作《无逸》，以殷商的灭亡为前车之鉴，劝诫成王要知“稼穑之艰难”，不要纵情于声色、安逸、游玩和田猎。

但是从周公的高度，自然不会仅仅去做一个历史的记录者，这也是《周易》之记史区别于史官之史记的地方。

很多易友一听《周易》是记史的，就觉得主题太小了，不如传统易学宣传的那种“与天地准”的《易》高大上。这是因为不能感同身受古人的那种历史观，才会有这种感觉，也是因为他们以为记史的书就只能是“二十四史”那种样子。

泡沫虽美，但终究华而不实。“与天地准”那种夸张的臆想，只会在历史的长河中贻笑大方。读了《周易》就能如何如何牛，那是传销的套路。不正常的高期望，不是《周易》的错，是急功近利的心态之过。是术数迷信等宣传，使我们面对《周易》时失了方寸。我们对孔孟老庄都奉若珍宝，作为经典中的经典，中国文化的骨髓，《周易》难道除却算命就没有别的价值了么？回归平常心，把《周易》当作正常的国学经典来读。回归正常思维，把读懂《周易》当作我们作为中国人的文化需要。